“三十而已”的声浪下 ，其实 不 是 一个简单的 性 别 议题，更是 困 扰社会 每个角落 、困扰着所有行业年轻人的一道符咒： 焦虑感 。 当然也包括建筑师。
当我们从电视剧和社交网络里得到痛斥社会的快感，不免想起现实的处境，也想起，曾经给我们带来建筑梦想的那些建筑师们，他们在三十岁时，都在做些什么事？
作者｜ 南柯
编辑｜ 鑫然
1920年，三十三岁的 柯布西耶 在经历长途旅行、绘画、给父母设计房子之后，和一群巴黎的艺术家们创建了《新精神》杂志，开始了对现代技术的鼓吹，对居住机器的疯狂推崇之路。
三年后，他便开始陆续发表文章，汇成了奠定现代主义建筑革命的巨作——《走向新建筑》，逐渐成了20世纪影响力最大的建筑师。
同一个时期， 格罗皮乌斯 在和迈尔一起设计法古斯工厂时，年仅二十八岁，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最先进的一座工业建筑。
1919年，一战刚结束，三十六岁的格罗皮乌斯就成为了魏玛艺术与工艺学校的校长，并把学校改名“包豪斯”，开始了现代主义设计的教育革命。
三十一岁的 密斯 刚刚结束了兵役。但在服兵役之前，他已经在给上流社会设计房屋。他娶了一位富有实业家的女儿为妻，只过了四年就离婚了。
回到柏林后，密斯成了“十一小组”的重要成员，在建筑和艺术领域分量越来越重。
三十岁前的 赖特 是沙利文事务所的制图员，因为性格古怪，经常和其他学员拳脚相向。
为了结婚，他向沙利文借了五千美元盖房子，并签下五年契约。
二十七岁左右，赖特已经成为了首席制图员。由于奢侈的生活品味加上债务，赖特在外面接了大量私活，但这违反了和沙利文的合同条约。
三十岁时，赖特离开路易斯·沙利文的公司，成立了自己的事务所，两人十二年没有见面说话。
1910年前后，二十三岁的柯布西耶、二十四岁的密斯和二十七岁的格罗皮乌斯一起在贝伦斯事务所实习，他们也将在未来掀起建筑革命，在他们三十到四十岁的短短十年，便颠覆了几千年来人们思考建筑的方式。
激进的三十岁里，他们处在强烈的社会变革和哲学艺术思想剧烈冲击的一个时代，所以在 他们还尚且年轻时，就已经能打破学术圈的资历壁垒，成为许建筑运动的思想领袖 。
1946年，二十九岁的 贝聿铭 成为哈佛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在这春风得意时刻，他毅然从学术精英的圈子走向商业房地产的建筑。
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被标榜为商业建筑师而得不到建筑精英圈的认可。这到底是不是好的决定我们无从而知，但是对于当时贝聿铭而言，做出那样的决定，确实充满了常人无法理解的魔幻。
而这种勇气，也许是他在二十年后开始功成名就的原因。
三十多岁的 菲利普·约翰逊 离开现代艺术博物馆，开始成为一名新闻和政治工作者。五年后，他还是放弃了新闻，回到哈佛大学成为格罗皮乌斯的学生，那时候的贝聿铭正好和他在同一个教室内。
四十岁时他才有了自己设计的建筑，一座为自己设计的玻璃屋。一直被认为是策展人和作家的约翰逊 开始 在美国建筑圈拥有至高无上的话语权，在多年之后，很多媒体认为他是“建筑界最有权力的建筑师。”
三十岁的 路易斯·康 是个靠着妻子收入度日的落魄建筑师。虽然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但他从欧洲旅游回来后就一直待业。
之后二十多年，他虽然做了各种尝试，但并不像其他建筑师那么耀眼，直到五十多岁时，原本属于沙里宁的一个项目意外落到他的身上，二十多年的积累在那时候迸发出来。
康几乎一夜成名。
人们喜欢用“静谧和光明”形容这位建筑诗人，而静谧，也许便是他三十岁时所面对的那段时光。
三十岁左右的 文丘里 用美国学院的罗马奖学金在欧洲游历两年，回来后一直在宾大任教。
这时
他未
向现代主义正式开战。
他不断筹备着理论弹药，大约十年之后，才发布了堪比《走向新建筑》的建筑巨作《建筑的矛盾性与复杂性》，而他为母亲设计的住宅从那时起，便成为了建筑历史教科书重要的一部分。
20世纪中期，欧洲百废待兴，美国成为了建筑圈学术和舆论的战场。但是占据城市化主流的是房地产业下的商业建筑，唯有在商业漩涡中潜伏，才能够寻得更多机会。
在那一轮城市化过后，路易斯康和贝聿铭开始大放异彩。 那个时候，美国也开始从追求更具有精神价值的建筑，从而影响到了这些建筑师的转型和思考。
1969年， 安藤忠雄 在大阪成立了自己的建筑事务所，这一年，他二十八岁。
十七岁时，安藤忠雄放弃了自己职业拳击手的身份，在一位木匠和数学老师的影响下，喜欢上混凝土艺术。由于经济原因，他并没有上大学，但在一些建筑设计办公室里做过兼职。他把从木工家具店工作里赚到的钱拿出来，在全世界旅游了四年，拍摄了许多照片，有些还曾被路易斯·康用进自己的作品集里。回来后便开设了自己的事务所。
三十岁的安藤忠雄，也许还不够出名，但是距离让他成名的
住吉长屋
问世，也只剩下五年了。
人们津津乐道于安藤在东京大学时的一门课《建筑师的二十岁》，这个谈论建筑梦想的“建筑鸡汤”在某种意义上，曾激励许多人走上建筑的道路。
三十岁的 库哈斯 和妻子以及其他建筑师成立了大都市建筑事务所（OMA），他的学生扎哈·哈迪德也加入其中。然而，在成为建筑师之前，库哈斯却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十九岁时，库哈斯以记者的身份展开了建筑研究，他对媒体和建筑有着同样浓厚的兴趣。五年后，他开始在AA学习建筑。
在这期间，他为了论文去往纽约，深刻研究了这座城市。未来他那本充满超现实主义色彩的建筑名著，《癫狂的纽约》，甚至是在他未满三十岁之时便开始构思了。
三十岁的 扎哈·哈迪德 在伦敦开设自己的事务所，因为她独特的设计语言，逐渐吸引了国际上的注意，但却缺乏主流的认可。
三十三岁时，扎哈的竞赛方案《香港山峰计划》曾被评委扔进垃圾桶，但是当时另一位评委矶崎新把这个方案捡了回来，他说，扎哈的风格将会成为未来建筑界重要的力量。这个预言成真了。
扎哈被约翰逊列入当时极其热门的“建筑解构主义”的七位建筑师名单里，并在一次国际大展上展出。四十岁时，扎哈等来第一个落成项目，维特拉消防局。这带动了她事业的腾飞。她那些复杂而华丽的曲线语言逐渐能够用前卫的技术完成，各种各样的项目像纸片一样飞来。
五十岁左右，扎哈获得了建筑界最高荣誉普利兹克建筑奖。
△扎哈
、
库哈斯
后现在主义开始后，建筑界进入了多元化的时代，于是我们看到各种各样不同背景的建筑师。
他们有着许多传奇的经历，这些经历最终都变成了他们各自的建筑哲学。社会的多元性给了更多建筑师施展的契机。
当我们谈论“三十而已”这四个字，虽然是在强调个人的奋斗，但其实也无法忽略整个社会和时代的大背景。
这个时代孕育不出大文豪，因为我们失去创造文豪的环境；那么对于这代建筑师而言，我们是否拥有创造精神庇护所的环境和能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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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外话：
这篇文章自然是源于最近话题度极高的电视剧《三十而已》。但是，剧的价值观和内容并不是我们建筑师最该关心的，利益和立场问题引起的争议很难有结论。我们更需要的是从中了解这个时代人的焦虑和城市化背景下的社会形态。建筑师最源远流长的话题“以人为本”，如果无法看清这个时代下的人，我们就无法明白社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庇护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