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翻刻本              

此书以梁思成及其中国营造学社同仁“破译”《营造法式》为线索，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剖析法式，解读宋、辽、金木构建筑遗存。此外书中还展示了大量珍贵的照片及图纸，使读者领略中国古代建筑的营造法门与艺术造诣之卓绝。

         

1925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的梁思成（1901-1972年）收到父亲梁启超寄来的一本大书——北宋《营造法式》，这是中国历史上流传下来为数不多的建筑专著之一。      

当时的梁思成，虽然在建筑系的主要专业课——建筑设计课中成绩优异，但他更痴迷于建筑史。课余时间，他常常泡在建筑系的图书馆里研读西方建筑史经典，而在掩卷沉思、发思古之幽情之时，深深感慨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居然没有一本国人书写的中国建筑史。

收到父亲寄来的这部《营造法式》，梁思成如获至宝。但是正如他后来回忆：“但当时在一阵惊喜之后，随着就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失望和苦恼——因为这部漂亮精美的巨著，竟如天书一样，无法看得懂。”

           

梁思成查看山西古建房梁              

《营造法式》是北宋徽宗朝官方编纂出版的关于建筑设计与施工的专著，于元符三年（1100年）成书，崇宁二年（1103年）刊行，其性质接近今天的设计手册加上建筑规范。全书共三十四卷，第一、二卷为“总释”，引经据典地诠释各类建筑物及建筑构件的名称，并简要说明了一些基本几何形的计算方法；第三至十五卷为各工种（大部分称为“某某作”）的规矩制度，包括壕寨制度、石作制度、大木作制度、小木作制度、雕作制度、旋作制度、锯作制度、竹作制度、瓦作制度、泥作制度、彩画作制度、砖作制度和窑作制度，这部分是关于宋代建筑设计的最重要内容；第十六至二十五卷为以上诸工种的“功限”，即劳动定额；第二十六至二十八卷为各工种的“料例”，即所需材料的限量——清楚规定各工种的劳动定额和材料限量，可以关防贪污舞弊，这也是官方编订《营造法式》的重要目的之一；第二十九至三十四卷则是各工种的“图样”，包括平面图（称“地盘”）、横断面图（称“侧样”）以及轴测俯视图等不同的表现方法。全书图文并茂，十分难得。此外，在正文之前还有“目录”和“看详”，各相当于一卷。

总体观之，《营造法式》一书的体裁是首先释名，其次为诸作制度，再次为诸作功限，从次为诸作料例，最后为诸作图样。全书纲举目张、条理井然，其科学性为中国古籍中所罕见。

           

从1930年到1945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二人共同走了中国的15个省，190多个县，考察测绘了2738处古建筑物              

梁思成和林徵因也完成了《图像中国建筑史》和《中国建筑史》的编写，林徽因并没有在书上署名，然而在梁思成心里，她是的不可替代的。

           

1937年林徽因在山西五台豆村佛光寺测绘经幢              

这部中国最重要建筑典籍的编纂者是北宋哲宗、徽宗两朝将作监的官员李诫（? -1110年），将作监为北宋主管土木营建（尤其是皇家建设项目）的机构，李诫从元祐七年（1092年）开始，在将作监任职十三年，由主簿而丞，而少监，而将作监（即主管官员）。据记载，李诫首先是一位实践经验丰富的建筑师——在其任职将作监期间，曾主持过大量重要工程，包括五王邸、辟雍、尚书省、龙德宫、棣华宅、朱雀门（北宋汴梁内城正门）、景龙门、九成殿、开封府廨、太庙、钦慈太后佛寺、班值诸军营房等，涵盖宫殿、坛庙、衙署、王府、宅第、城门、军营等众多类型。除了建筑师的身份，李诫还是一位书画兼长的艺术家和渊博的学者：他精研地理，著有《续山海经》十卷；研究历史人物，著有《续同姓名录》二卷；对马也颇有研究，著有《马经》三卷，并且善于画马，曾画《五马图》以进御览；还研究文字学，著有《古篆说文》十卷，曾撰《重修朱雀门记》并以小篆书成册队进，“有旨敕石朱雀门下”；此外他还颇通音乐，著有《琵琶录》三卷；甚至著有《六博经》三卷，这可能是关于赌博游戏的著作。

 从以上丰富的著述和才艺可以看出，李诫很像西方“文艺复兴式”的全才。上述著作都未能流传下来，所幸其最重要的代表作《营造法式》没有失传。据李诫自己介绍，他编纂此书的方法是“考究经史群书，并勒人匠逐一讲说”、“考阅旧章，稽参众智”，因此该书一方面总结了北宋徽宗时期的营造知识与经验（尤其是以汴梁为中心的北宋官方营造技艺），同时也对此前历代的营造原则有所继承和概括。

获得如此宝书却完全看不懂，这个巨大的落差在二十四岁的梁思成心中埋下了一定要“破译”这部“天书”的种子。可以说，梁思成一生最重要的两个学术目标都是在宾大就读期间确立的：一是写一本中国人自己的《中国建筑史》，二是读懂《营造法式》，并且用现代语言和图纸对其进行翻译。  

五年后（1930年），梁思成受朱启钤之邀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并从1931年起担任法式部主任，终于开始酝酿已久的《营造法式》研究，从此开启破译天书的漫长之旅。

           

           

              唐代 山西五台山 佛光寺大殿                 梁思成 绘            

他首先从北京（时称北平）的明清古建筑开始学习研究，以故宫为蓝本，拜老匠人（如木匠杨文起和彩画匠祖鹤州）为师，结合清雍正时期颁布的工部《工程做法》一书，初步廓清了清代建筑的基本营造法则，并于1932年完成《清式营造则例》（1934年出版）一书，该书至今依然是研究清代建筑的入门读物。        

相较于清代建筑和清工部《工程做法》的研究，《营造法式》的研究则困难得多。由于时隔近千载，书中所记关于北宋建筑的内容，不要说设计原则，就是普通的名词、术语，都已非清末民初老匠师们所能解释，只能从宋代的实例中去探求。然而放眼北京城内外，相当多与北宋同期的辽代术结构建筑早已片瓦不存（虽有一批辽代砖塔遗物，然而《营造法式》偏偏未涉及砖塔）。于是，在整个华夏大地上努力寻找《营造法式》时代的木结构遗物，成为破译这部天书的最关键工作。在整个研究生涯中，梁思成最常打交道的就是宋以及辽、金时期的建筑遗存，这与他全心全意要解读《营造法式》的夙愿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辽代   河北蓟县   独乐寺观音阁                  梁思成 绘            

所幸，与此前历朝历代的木结构建筑遗存相比，宋、辽、金时期这三百多年间的遗物要丰富得多。整个中国已无唐之前的木结构建筑，即便是大唐盛世，也仅存四座半木结构建筑，包括山西五台山的佛光寺东大殿和南禅寺大殿、平顺天台庵大殿、芮城五龙庙大殿以及敦煌莫高窟第一九六窟的窟檐（可算半座术结构建筑）。然而宋、辽、金时期的木构遗存却有上百处之多，并且分布地域极广，北抵辽宁，南达广东，西至甘肃（存有西夏时期木构），东到江苏、浙江、福建等省。尽管与同时期欧洲罗曼建筑和哥特建筑数以万计的存量棚比仍然相去甚远，但是较之中国唐代以前已经幸运百倍。

更加令人振奋的是，还有《营造法式》这部古籍与这上百座约略同期的木构建筑共存，使得中国建筑史的这一篇章，首次能够将建筑学专著与实例相结合进行研究，二者互为印证，就像王国维所推崇的“二重证据法”一般。这既是宋、辽、金建筑之幸，也是中国古建筑之大幸！

宋、辽、金遗物与《营造法式》所体现的科学技术与艺术造诣之卓绝，堪称中国古代建筑成就的一座辉煌高峰。尤其是北宋与辽的建筑，在唐代建筑的基础之上，又有了更加成熟完满的发展，虽然雄浑之气不及唐朝，但绮丽之姿过之，二者各擅胜场。于是唐宋（包括辽）建筑在中国建筑史中呈双星闪耀之势，一如唐诗宋词之二于中国文学史，唐宋绘画、雕塑之于中国美术史。

精研《营造法式》，并与一处处同《营造法式》时间最为接近的北宋及辽代建筑相互印证，肇始于以梁思成、刘敦桢，（1897-968年）为首的中国营造学社同仁。历史学家傅斯年形容考古工作的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用来描述营造学社十多年漫长的田野考察与测绘研究同样适用,只是对于梁思成来说，还须加上一句“不通法式不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