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规划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在总结经验时发现，无论是计划经济下的传统规划理论，或者是西方的当代规划理论，都难以完全适用于中国的规划实践，因此出现了“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城市规划理论”的普遍呼声。由是引发了两个问题：第一，从城市发展及规划的角度来看，什么是当代的中国国情？第二，什么样的城市规划理论才能够符合当代中国国情？

（1）“笼鸟关系”理论讨论“主体（鸟）”和“对主体的制约（笼子）”的关系，两者有主次之分，同时又有动态的互动。在公共事务中，“笼鸟关系”的基本结构是公共政策（鸟）受到国情（笼子）的制约，但两者有动态的互动。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新引入的市场经济（公共政策）受到计划经济（当时国情）的制约，计划经济是两者中的主要方面。但随着经济发展，传统计划制度受到市场经济成功运作的倒逼，本身也进行了改革。近年来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也是一种“笼鸟关系”：权力运用（公共政策）必须受到制度（国家规制）的制约。而为了管好权力，制度本身也在通过顶层设计的改革不断完善，两者同样有主次关系及互动作用。

（2）国情制约着一切公共政策，脱离国情的政策无法推行，或很快失败。而长期稳定的公共政策也可能影响国情，进而影响新的公共政策。经济改革成功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不同于1950年代人均GDP仅几十美元的中国，社会经济政策必然有巨大改变，故公共政策是与时俱进的。

（3）国情是一个大概念，可以分成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相对稳定、变化很少或几乎不变的因素，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物质性条件，即“自然性因素”，如一国所具有的全球区位、地形地貌、地下资源及气候条件等客观条件，是“先天给定的”基本国情，无法改变；其二是文化性特点，即“国民性因素”，是民族国家的DNA，以观念体系为主体，基于一个国家的文明根源、历史演绎、信仰传统等，具有强大的历史惯性，这是国情中深层次的隐性大背景。这两方面的因素往往有关联。先天性的物质条件可能影响国民性的形成，例如小国和大国、年轻国家和古老国家文化的差异，都可能与形成国情的先天条件有关。

国情中的第二部分是可变的因素，可称为“现时性因素”，包括某个历史阶段的国家体制、主导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以至当时决策集团的特点等。这部分的国情是动态的，可能随着国家内部及外部世界的变化而变化。在国家内部，执行成功的公共政策可能对“现时性因素”发生影响，例如成功的经济政策使国家的实力、民众支持度、国际影响力等发生改变，从而影响国情；外部世界的变化，如国际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重大变化，也可能导致“现时性因素”变化，从而影响国情。

（4）国情中各种因素对公共政策的制约程度、影响大小、影响途径有不同。“现时性因素”往往表现出直接的、显性的影响，如当代的国家体制、意识形态、经济水平、决策集团等，对公共政策有比较直接的作用；而“国民性因素”则具有深层的、隐性的影响，它们能加强固有文化基因对民众及决策者本身的影响，间接而深刻地制约公共政策；“先天性自然条件”则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奠定了稳定的物质基础，也成为难以逾越的客观制约。

（5）“国民性因素”作为民族国家的基因，代表了一国的传统文明，是形成国情最深刻的内核。汤因比认为当代世界有五种文明社会：西方基督教社会，俄罗斯及东欧东正教社会，伊斯兰社会，印度社会，以及包括中日韩越在内的远东社会；任何文明形态都具有三个侧面：政治、经济、文化，其中文化是文明的精髓。由此可以把文明的结构分成三个圈层：核心是文化，外围是制度，最外层是技术圈层。文化圈层构筑了传统价值观，是规范性的，对文明影响最大；制度圈层以制度来维护传统价值观，是程序性的；技术圈层为传统价值观的传承提供经济基础及技术工具。

城市规划作为一种公共政策，同样受制于国情。影响规划工作的国情同样由稳定的以及可变的因素组成，因此讨论规划理论应该包括两方面：出现某个规划理论时的国情，以及该理论本身。规划理论的演化有一定的自身延续性，反映了其学理性；但更是因应国情变化的结果，反映了其政治性。

讨论中国规划理论，需要分析中国的自然条件及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稳定性因素）、当时的政治经济体制（现时性因素），当时的外部条件（现时性因素），以及三者对规划理论的影响。笔者曾提出当代中国规划理论受到三方面的影响：中国传统人文哲学观念、1949年以来城市建设的实践、1980年代后西方的规划理论。三者的影响方式及影响力不同，其中，1949年以来城市建设的实践具有最主要的影响。社会主义公有制及执政党由上而下的决策体制是中国最重要的国情，也是最主要的现时性因素，由此决定了当代中国规划理论的主要特点——政策性。规划作为行政工具必须落实执政党的决策，规划理论必须具有明确的政策性，这正是当代中国规划理论的特色。如果说，西方规划理论长于分析问题的根源而短于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中国规划理论的政策性则保证了中央政府决策的落实。

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国民性因素反映了中国深层的文明基因，例如：提倡集体至上而个体克制；要求服从既定规则；要求执政者以民为本、以仁治国；同时承认层级社会，各安所位，各尽所职；重视后果而忽略手段等。故规划工作有对下关注民生问题、对上遵循既定决策、结果导向而轻视程序的特点。

现代西方规划理论对中国规划的影响则属于外部因素（现时性因素），影响程度小且有限，也更有可变性。

国情对城市规划的影响体现在确立发展目标、目标的排序特别是达到目标的途径等多方面，中国和西方的规划工作因此有相当的差异。

构建当代中国的城市规划理论是一个宏大的命题，本研究提出以下初步认识。

（1）中国当代规划理论具有根据国情变化不断调整的特点，所以当代规划理论是一个开放的动态过程，而不是一个终极结论。任何时代的规划理论都是当代的规划理论，没有永久不变的规划圣经。

（2）研究当代中国规划理论要考虑国情中稳定性因素及可变性因素两方面的影响。现时性因素是与时俱进的，其影响有一定时效性；稳定性因素的影响更加内在，与规划理论的学理性有更密切的关系。

（3）当代中国规划理论不可能是一篇文章或一部著作，而是由一系列跨学科文章组成的合作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