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杂糅还是民族融合？——论北魏平城早期规划

鲜卑是匈奴族分支，考古学研究表明，拓跋鲜卑经历了四次迁徙，建立了盛乐、平城、洛阳三个都城。公元398年拓跋珪定国号为魏，定都平城。通过相关文献梳理，早期都城的营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道武帝时期，在平城以北利用城障与孤山、东山、西山围合形成天然封闭的区域，修建鹿苑，将俘获的牲畜圈于此。此时的鹿苑有着鲜卑游牧民族的“原始性质”，是皇家“宫廷经济”的主要场所，一方面提供畜牧产品，一方面促进农耕发展，是北魏重要的经济基础，对早期北魏发挥了联结游牧与农业的作用。  

拓跋鲜卑迁都平城之前就对地形熟悉，并长期镇守，而山水环境是都城规划的重要设计依据。文献中记载道武帝“规立外城，方二十里”，结合多重证据，推测当时的都城规划设计以汉平城县为圆心，将其改为皇宫，汉代护城边墙（鹿苑墙）作为北边界，以汉平城县到鹿苑墙的距离10里为半径，所做的外接方形恰好就是边长20里的方形。 根据推测，北魏平城东边界的南北延长线恰好北到方山、南到六棱山西端大头顶，这是一条山川定位的轴线，体现出了将区域山川轴线作为都城控制边界的设计思路，继承了秦汉以来都城大尺度设计的规划传统 （图1）。

从军事角度来看，周围的山川环境与城池共同形成一个整体防御体系。从文化的角度看，周围山川被赋予人文内涵，西面群山是西苑，其中雷公山是平城近郊范围内的最高山，是求仙、祈雨的祭神场所。东面的白登山也是战略制高点，在此设置东苑，是重要军事场所，皇帝在此阅兵、观降民、数军实，后世陆续设立了先祖庙坛，东苑逐步发展成了一处以家庙为主的祭祀区域。东西二苑和鹿苑，共同构成城苑紧密关联的区域风景体系。

道武帝“改王易政”，是一位在殷周秦汉基础上的改革者。他曾长期生活在长安，在太学接受中原的礼仪文化，征战胜利后，将他国图书典籍运至平城。迁都平城称帝后，开国的礼仪制度以《周礼》作为典章，都城规划遵循《周礼》制度，设立孔庙、太学，发展官学，重视儒学，重用汉人。北魏承袭魏晋以来依仿和实践经典所载的圣王制度，证明正统所在，又根据实际情况和政治需求，延续了五胡治下以《周礼》润饰和改造胡俗的势头，利用《周礼》淡化胡汉的差别，强调政教文明之同，以统合胡、汉各族，托附圣王、据经定制和标榜正统，进而调和胡汉关系。  

以西为尊的方位观是鲜卑族游牧文化的重要内容。 盛乐牛川时期，拓跋珪即位代王之后就进行了西郊祭天，“告天礼成”。道武帝在即位时与后来一样，都是“西向设祭”。早期的平城鲜卑人的墓葬也是“以西为尊”，东西朝向。平城西郊设置祭天坛，宫城以西设置了郊天坛。西郊祭天中，神位坐西面东、皇帝西拜，皇帝居于西宫等，都反映出鲜卑人礼俗是以西方为上。西郊祭天的制度在北魏洛阳时期依然存在。

北魏平城早期的规划设计呈现出“胡汉杂糅”的空间表象，在中原人看来，“虽参采古式，多违旧章”。实质上， 平城早期的规划是民族融合的结果，是“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与社会大转轨”的时代产物，南北朝时期地理大交流和思想大融合共同促进了规划的演进。 除了中原都城的因子之外，民族融合为都城规划注入了新活力。民族融合作用下所带来的影响是多维度的，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这些在空间上亦有所反映。 早期平城规划是北魏政权实际情况下的地方创造，以解决实际问题和重塑社会礼仪秩序为目标，与其所在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基础分不开，与中古时期大的时代环境也分不开，是时空交织共同孕育的新的规划形制。 这种“新制”，为后世所继承，并不断影响后世，反映出了中华民族强大的文化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