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时期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黄土高原的农业开发主要集中在其东南部的河谷平原地区。汉唐之间的农牧分界线虽有北扩南移的些许变化，但基本上是保持在龙门、碣石一线。史念海先生曾将司马迁划定的农牧地区分界线循龙门向西延伸，将西北、西南的部分地区亦归入这一地域经济类型。陇山以北、以西的西北地区，长期以农牧兼营为其基本特征。秦汉时期移民屯垦实边，开始了黄土高原的农业开发活动，但这只是散布在浩瀚的黄土高原上的一些点状的移民聚落。在黄土高原的近水河谷或平坦塬面地区进行适度的农业开发，尚不足以导致生态景观的根本性变化。

汉唐之间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一般是由不同的产业结构所导致的，表现为“农国”与“行国”的矛盾与冲突。匈奴、突厥等民族具有浓郁的游牧经济特征，他们没有太强烈的“地著”观念。追逐水草丰饶、牛羊肥壮是牧民的基本祈求，而季节转换、气候变化、国力强弱往往成为决定他们来去移徙的关键因素，农牧分界线也随中原王朝与北方民族政权实力之消长而南北移动。秦汉隋唐时期的民族矛盾与冲突虽然甚为惨烈，但“农国”与“行国”间的对峙表现方式往往是间歇性的。“这种游牧民族的冲击波，虽然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但它来去如潮，影响所及往往只是局部的和暂时的”。一场大的战事过后将意味着较长时段的相安无事，这也为北方相对脆弱的生态与植被提供了更生的机会。

研究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变迁，唐宋之际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北方的辽、金、西夏诸国虽然在民族构成上与两宋王朝有所区别，但在经济结构上却与呈现出明显的趋同倾向。契丹北境草原以牧业居多，不过毗邻汉区的南部地带“地著”倾向十分明显。辽的南京道、西京道地处今河北北部和山西北部，唐宋间该地区有素称发达的农业经济。金国(1115-1234）疆域东北到今日本海，南到淮河、秦岭一线，西至今甘肃省，北到外兴安岭和鄂霍次克海。它先建都会宁府（ 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镇 ） ，后迁都燕京（今北京），再迁都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完成了游牧部落向以农业为主的封建集权制国家的转型，为我国北部社会发展和民族融合做出了贡献。 金朝各地区的经济发展虽然存在较大差异，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是主要社会经济部门； 金代文化虽然保留和吸收了女真族的某些文化传统，但基本上是继承辽、宋的汉族文化。 党项族在立国西北后，逐渐完成了其农耕化进程。 西夏农耕业最为成熟与稳固的地区是银川平原及宋、夏交界处的丘陵山地，河西走廊附近的亦有一定发展。 西夏辖境的兴（今宁夏银川）、灵（今灵武西南）、甘（今张掖北）、凉（今武威）等州自汉唐以来就是中原王朝着力经营的农区，具有比较完善的水利设施和素称发达的农业水平。 西夏建国后修筑自今青铜峡至平罗的“昊王渠”，使这一地区“岁无旱涝之虞”。 党项族“耕稼之事，略与汉同”，《蕃汉合时掌中珠》所列西夏粮食作物有： 麦、大麦、荞麦、粟。 粳米、糯米、豌豆和黑豆等，农业的丰收与否和西夏的军事行动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文物考古学界在陕西发现了数量很大的宋元城堡遗址，这些遗址“分布在北宋与西夏、辽，金与西夏接壤的陕北地区。它们多建于北宋边境内侧一线，一部分呈串珠状向内地延伸，其间以道路和烽火台相连接”。烽火台作为陕北至关中的主干驿道及其支线上的通讯设施，在延安地区各县几乎呈网状分布，几乎构成宋明陕北文物的主体。笔者在延安地区的山坡沟壑地带发现大量的人造梯田，虽然近现代以来这一地区人口急剧增加，但这些梯田仍长期处于弃荒状态。是何时何人垦辟了这些土地？作者虽颇为熟知当地历史，并曾从农业史研究角度予以关注和探索，但仍然难得其解。后经求教于文物考古工作者，他们认为大多为宋明时期军屯、军垦遗迹，其农业开发程度与造田工程量超出常人想象。军屯一般以服务于军事为目的，屯区与垦区之设置以便捷于城堡、烽燧、驻军供应为原则，一般不可能太多地顾及周边环境是否宜于农业开发的问题。而局部地区的超负荷驻军、日益增多的军事活动、不合理的农牧业垦发行为，所导致的生态环境破坏后果甚或超过了今天的水平。

唐宋之际由农国行国之变而带来的中原王朝与北方民族政权对峙形式的变化，很可能是诱致黄土高原生态环境恶化的重大因素之一，值得研究者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