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的网红词“基建狂魔”正在淡出国人的视线，取而代之的是“无效基建”、“过度基建”的一声叹息。  

这两年地方财政吃紧，部分高铁站暂停使用。“过度基建”的问题浮出了水面。再仔细一看，比暂停使用更奇幻的是，还有一些高铁站建成后压根没有启用过。

比如最近“很红”的海南儋州海头高铁站，投资超4千万，站房面积近2千平，建好8年却不投用。 这“壕无人性”的消息，还带火了儋州市。这座百万人口的小城市，竟然造了三个高铁站，众人惊呼看不懂。  

其实，儋州建三个高铁站还是保守的。人家三线城市桂林一口气造了九个：全州南站、永福南站、兴安北站、五通站、恭城站、阳朔站、桂林西站、桂林北站和桂林站。一口气念出来，需要绕口令的功底。  

桂林是老牌旅游城市，交通基础设施高配一点可以理解，但也不能把高铁站当地铁站配置啊。这算是凑个“九星连珠”讨口彩吗？那代价未免也太大了。“九星连珠”中的五通站，总投资5千多万，已经有大半年时间没有高铁动车停靠了。这个五通站是典型的先天不足，2014年12月底贵广高铁开通运营，五通站就掉队了，一直拖到2018年3月正式开站。开站初期只有7趟动车停靠，日均发送客流量不到200人次。然而，这已经是“出道即巅峰”了。后面更是越用人越少，时开时停，最后长期“暂停使用”，毫无悬念。  

海南和广西都的经济基础薄弱、财政基础差，养不起“闲站”。可是，“地主家也没余粮”，“全国首富”的江苏省也养不起。 2020年4月，苏州昆山的花桥站和镇江句容的宝华山站，因客流稀少被关停。省会南京的江浦站和紫金山东站，更是建成10多年未启用。  

人流不及预期算是意外，可是有的高铁站选址规划，仿佛就是为了避开人流精心设计的。孝感北站距离城区100公里。当地人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坐一两小时车去孝感北站呢？这座耗资1.2亿修建的一等站，大部分日子每天只有100多乘客，还没车站员工多。更夸张的是遵义南站，从市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去该站，耗时超过3小时。“南站”真成了“难站”。  

毋庸讳言，高铁站建设已经是过度基建、无效基建的重灾区。公开信息显示，2022年中国高铁共建有车站5544个，其中特等站50个，一等站236个、二等站353个、三等站939个。“等内”的加在一起，占比不到30%。这还包括了孝感北站这样一等配置、三等客流的“超模单位”。这5544个高铁站到底有多少能有效利用，很让人担忧。  

现在回头看，“基建狂魔”确实很准确——当年扎堆上马高铁站有多“狂”，今天就有多“魔怔”。说好的科学规划、严格预算呢？反复论证、层层审批，几千万、上亿的大型项目就这么“闲置”着？那些乘客没有车站员工多的“闲站”，每年还要几百万去维持运营，到底图什么？  

对“无效基建”、“过度基建”已经有了很多反思。很多人归咎“唯GDP论的政绩考核标准”，不能说没道理，却是老生常谈的“有道理”。  

2008年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开启的大基建模式，让很多地方政府看到了提升GDP的捷径。打桩机一响，好几年的GDP考核指标稳了。 那轮大基建的主角是高铁，顺理成章地成为各地方政府争相上马的香饽饽。就事论事，很多过度基建、无效基建项目上马，确实是GDP考核驱动。  

可是，换成其他考核指标，就能避免地方政府用力过猛的现象吗？天真了。换成民生保障考核标准，总出不了错了吧？请看网红城市鹤岗。2011年，鹤岗被确定为资源枯竭型城市。对这一类城市的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指标，取消了GDP等经济指标考核，民生保障指标取而代之。于是乎，鹤岗2013年到2018年造了11万套保障房。这座户籍人口不到百万、常住人口大量流出的收缩性城市“房满为患”。竟有市民家庭分到了四套保障房，人均一套，可以春夏秋冬轮着住。但是，坐拥四房的市民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保障房是要补差价的，每平米350元到550元不等。单价可能不算贵，但是四套房加在一起可不是小数目。要知道鹤岗种韭菜式的“种”保障房同时，大量煤矿被关停。很多市民是拿着“散伙钱”给保障房补差价的。  

后来的故事，全网皆知。“房满为患”的鹤岗，房子跌成了白菜价，连房地产中介都干不下去了。市民补差价的钱，毫无悬念地打了水漂。  

鹤岗过剩的保障房，既是无效基建，也是无效保障。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并没有因为取消GDP考核而改变，还是不顾后果、用力过猛的老配方、老味道。  

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就像高考命题作文。怎么换命题，写法还是那一套。环保一票否决，大片工厂关停；加强市场监管，开罚单开到手软；优化市容市貌，店招统一改成庄严肃穆的黑白配。都说地方政府没有行政效率，完全是误解。只要考核指标的大棒子一敲，地方政府就能创造奇迹。  

众害相权取其轻，“唯GDP论”考核还不算是最差的。至少在“发明”基建投资拉动GDP之前，“唯GDP论”多少还算抓住了地方行政和本地民生的节点。地方政府为了经济指标考核，多少还有点“放水养鱼”的意识，对本地经济的正常运行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容忍甚至鼓励。破事没少做、坏事没做绝，也算是种微妙的平衡，直到“基建拉动”的捷径出现后自我放飞。  

“基建拉动”只需要上面盖章、银行给钱，就能干起来。哪里还顾得上地方经济被透支？规划不合理、债务负担过重等等问题，都是将来的事。铁打的地方政府、流水的班子，等这些问题暴露出来，人家都不一定在任了，哪能想那么多？  

面对地方政府无效基建、过度基建的烂摊子，很多反思者把“事后追责”当作灵丹妙药。那是想当然了。  

真要追责，那就得顺着审批流程一追一大串，怎么追？当年的层层审批，追责时自然而然地官官相护。  

就算是抓典型开刀，法不责众，都是那么干的，挨刀是小概率事件。要是当时怕事后追责就“不作为”，那是“当场暴毙”。有脑子的都知道怎么选，“事后追责”并没有想象中的威慑力。  

就算不幸真成了“事后追责”的典型，至多是决策失误的行政责任，内部处理一下，官途多了一段弯路罢了。风头一过，还是好官我自为之。就算过不去，该有的都有了，也算值了。  

拿事后追责当万灵药的人士没有意识到：自上而下的事后追责和自上而下的政绩指标考核，是同一路径、同一方向的系统内反馈，“原汤化原食”治不了什么病。  

归根结底，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就是命题作文。上面命题、上面改卷子，唯GDP论也好，唯其他什么也罢，本质上都是唯上。上有所好，下必效焉。下面执行时再卷一卷，敢下狠手的胜出，用力过猛、执行过度就是必然的。所以， 唯上的政绩考核机制，考核什么都一样，无非是折腾的力度和角度有所不同罢了。  

至于无效基建、过度基建暴露出来的其他问题，诸如地方财政缺乏自律、规划把关不严等等，都是这套自上而下、唯上是从的考核机制伴生的系统性问题。地方财政的盘子就那么大，能调动的资源就那么多，今天突出这个、明天突出那个，真要严控财政预算，怎么推行呢？政绩目标是自上而下压的，规划审批也是自上而下审批的，严控的程度只取决于对政绩目标的重视程度。 真要有板有眼地严格把关，结果还是啥也干不了。这些看上去是局部的技术问题，却在技术层面无解。  

机制的根本问题不解决，局部的修修补补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修修补补那么多年，能修补的都修补了，剩下的就是无解的尾部问题。  

其实， 地方政府追求政绩没有错。发展地方经济就要重视GDP等经济指标，这也没有错。全世界就没有不要政绩、不重视经济指标的地方行政。 正常的事搞得如此反常，确实有必要反思。既然要反思，那就真反思，而不是搞些老生常谈的皮相之论假反思自我安慰。假装反思、胡乱反思，那还不如不反思——“唯GDP”搞出了过度基建、无效基建，唯别的就能适度、就能有效了吗？装什么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