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水灾害是自古以来威胁人类生命的自然灾害 在长期抗洪斗争中
自古以来,洪水就是威胁人类生存的十大自然灾害之一,可以说是严重困扰人类的问题。
早在2000多年前,人们就已经意识到水文学的重要性。此后,历朝历代更加重视防汛防汛和汛情通报,在江河要地设立水文监测站。
因此,古代统治者非常重视对雨量的检测,并设立了专门的水利部门。比如 : 司空、都水监、水部郎中、河道总督 等,都是掌管水利的官员。
《秦律十八种·田律》中,记载着秦国的规定:在庄稼生长期下雨,要及时报告降雨量。
至秦国往后,我国历朝历代都有相应的报汛制度,有的朝代还会要求地方政府从立春便开始报汛。
明清时期,报汛制度已十分完善了。据明万恭《治水筌蹄》记载,“凡患害急缓,堤防善败,声息消长,总督者必先知之。”
为了让当地政府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上报灾情,历朝历代都会在各地设立汛情通报站。报汛驿站发出的报告称为“水报”。
根据洪水形势和地理位置的大小,选择不同的洪水报告方式。
在古代兰州,“羊报”通常用来传达险情。所谓“羊报”,是指水手们乘着羊船沿途报告水患。
据史料记载,古时候“ 羊报 ”传递水情信息总共分三步:
比如,甘肃皋兰县城西曾设有水位观测标志,一旦出现险情:
第一步: 当地政府派剽悍壮实、水性高强的水卒,带上浸过油的羊皮袋,沿着黄河急流迅速投掷水签。
第三步: 当地官府按照水签提示的洪峰高度,命河工提前加固堤防,防患于未然。
注:由于这项工作九死一生,难度系数极高,所以水卒在完成工作后会得到很大一笔赏金。
如果汛情比较紧急,一些地方政府会发布“ 马报 ”。马报是指地方衙门派人骑着快马报告水灾。
明清时称为“六百里飞马”。在古代,黄河堤岸备有报汛的“ 塘马 ”。当上游地区降暴雨河水陡涨时,封疆大吏遂将水警书于黄绢遣人急送下游,快马迅驰,通知加固堤防、疏散人口。
当时有的一昼夜迅奔500里,竟比洪水还要快。
除了比较常见的“羊报”和“马报”外,还有“步报”和“狗报”。
步报:
“步报”自然是靠人的腿来报汛期,但仅限于距离较近的郡县。例如,秦国曾规定:“近县令轻足行其书,远县令邮行之。” “轻足”就是指走得快的人。
“狗报 ? ”是指经过特殊训练的狗可以代替人类传递信息。经过特殊训练的狗传递信息的速度并不比人类慢多少。由于东北路况不好,故设有狗站。当时用于报告水警的狗有3000多只,在辽东和黑龙江下游就设立了15个水警犬站。
如上所述,当地政府发布“ 羊报 ”,是因为检测到了水险情。而他们监测的地方,正是水文站。
我国最具代表性的水文站是位于长江三峡库区上游的白鹤梁。它也是 “ 世界上唯一保存完好的古代水文站 ”。
白鹤梁的梁脊仅比长江最低水位高出2-3米,常年状态没在水中,只有在每年的冬春之交水位最低时露出水面。
唐代,古人创制白鹤梁题刻,以 “石鱼” 作为水文符号。白鹤梁水文站记录了公元764年以来连续72年的长江的枯水记录。
宋代则沿用了除了以前 “ 刻石记事 ” 的方法监测水文外,还建立了完整的水位观测系统。
比如,位于吴江县长桥垂虹亭旁的 “ 水则碑 ” ,就可以记录水位。
左右水则碑功能不同:左水则碑可以记录历年的最高水位,右水则碑可以记录一年中每个月的最高水位。
水则碑
最后,建立堤坝分洪和泄洪。中国人与洪水打交道几千年,从中吸取了很多经验和教训。
大禹改堵为疏,规划水道,把平地的积水引成江河,再汇入大海,才治好了水患。
所以修建水利工程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 都江堰 还是 郑国渠 , 还有比如 它(tuō)山堰 、 灵渠 , 都起到了分水、引水、泄洪的巨大作用。
李冰当时修建都江堰时,用3个立于水中的石人观测水位,以水淹至石人身体某部位作为衡量水位高低和水量大小的标记。当水位在石人脚与肩之间时,引水量刚好能满足灌溉和防洪安全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