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校园”是近年来我国大学校园建筑规划建设领域的热词，而其所反映和代表的大学校园与城市的关系问题，历来是大学校园建筑规划设计的核心问题之一。

近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之诞生，可以追溯至中世纪的欧洲，通常公认以 1088 年建立的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à di Bologna）为其肇始。该校历史悠久的校舍从单体城市建筑发展而来，至今仍以面向城市、融于环境的开放姿态坐落于博洛尼亚古老的黄墙红瓦之中。与之近似，以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等为代表的早期西方大学，均体现出与城市紧密融合、并无明确严格的围墙式边界的特征，但同时也逐渐形成有相对完整范围和独立环境的大学“校园”（campus）。需要说明的是，历史上这些大学身处的市镇规模相对有限，因而校、城实际互为彼此，城即是校，校即是城，二者也就没有硬性划分的必要和可能了。虽然历史上这些大学几乎都经历过所谓市镇与学袍（town andgown）之争，但即使学校与城市间曾经彼此敌对甚至不乏腥风血雨，数百年后，二者仍然最终成为水乳交融、互惠共赢的整体，而非反之——这本身或许即可看作人们长时间以来对校园与城市关系问题探索的成例与先声。以欧洲为滥觞，校园式的大学在美国得到进一步发展，为数众多的大学以此为模式进行建设，而作为其空间组织单元的院落从传统的四合式向三合式松动转变，并结合当地的殖民地式建筑风格（Colonial Style），定型出以红砖外墙和草坪庭院为显性特征的典型大学校园形象，影响广泛（图 1）。

图1 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校园

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意义的“校园”并非大学建筑的唯一范式。这里姑且除去大量以少数单体建筑为校舍的大学或职业学院不谈，即便是具有成规模校区的大学，在历史和现实中也同时有着与城市结合更为紧密、开放程度更高的城市型校舍模式。位于波士顿市中心的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University）、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等都是此中特征鲜明者（图 2）。东北大学地处波士顿市中心，波士顿美术馆（MFA）、波士顿交响乐团音乐厅（BSO）和基督教科学中心（Christian Science Center）毗邻环列；而波士顿大学则线性分布于查尔斯河畔，贯穿校区而过的城市干道和城铁绿线，串联起两侧的图书馆、体育馆和教学实验楼，咖啡厅、便利店、书店、餐厅等设施穿插其间。两校获益于充满文化与活力的城市氛围，自身师生的教学生活又成为反哺城市的动人景致，令人印象深刻。不仅如此，随着西方世界在战后所发生的社会变化，精英式的高等教育开始逐渐走向普罗大众，更多空间模式多元开放的新大学陆续出现。

图2 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校园

综上可见，虽然具体情况和开放程度存在个体差异，但大学出于其与所处环境在社会、文化上的天然联系，其空间模式总体历来均可被看成是广义的“开放校园”，或者说大学校园带有某种先天的“开放性”。时至今日，这种校园的开放性仍然有增无减，尽管确也面临安全性及日常管理等方面的挑战和反思。在此语境下，诸如伊利诺伊理工（IIT）的麦考密克论坛报校园中心（McCormick Tribune Campus Center）和哈佛大学的哈佛广场（Harvard Plaza）等较为晚近的校园新建或改造项目，即在体现采取相应措施回应安全及管理问题的前提下，继续以社会与城市的视角努力尝试将开放校园理念深入至建筑尺度和景观层面（图 3，图 4）。

图3 麦考密克论坛报校园中心（McCormick Tribune Campus Center）实景照片及总平面图

图4 哈佛广场（Harvard Plaza）实景照片及总平面图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在过去二十余年间大规模增量扩张，作为中国高速城市化进程的一部分，全新建设的大学新校区乃至规模庞大的大学城在各地纷纷涌现，我国因此成为世界范围内大学校园建筑规划建设的新生力量。

历史上，作为近代“中体西用”思想的产物，我国大学虽然基本继承西方大学校园模式，却因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从一开始便呈现出自身更趋封闭、与外界相互区隔的特殊倾向，而这种倾向又经历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延续至今。目前，除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少数校园为开放街区模式外，绝大多数新、老大学校园仍均以由实体围墙和校门组成的清晰边界面对城市，规划上缺乏校城、校校之间有益且必要的融合互动，难以形成新大学建设对城市科学文化、社会经济和市民生活所应起到的积极影响和引领带动作用。当然，即便如此，封闭校园在其日常运行管理中，实际也往往对城市和社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开放共享现象，例如校门准入并不严格执行持证入校，以及校园体育设施和运动场地对周边社区居民开放等。

当下，因应全球数字信息时代的到来和我国社会发展、教育进步对大学物质空间环境提出的新要求，响应新技术对传统教育空间带来的新影响和新可能，建设“开放校园”渐成各界共识与呼声，并愈发广泛地见诸各地大学校园建筑规划建设的任务书，可谓大势所趋。然而，由于现实中的种种困难与矛盾，开放校园作为一种理念，在其落地实施的过程中仍不免遭遇重重阻力。在此背景下，将开放校园及大学建筑与城市的关系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深入、自觉的理论思考和设计实践，并以其为视角对建成环境进行审视与反思，已是我国当代教育建筑规划设计所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校园开放性的第一个层级是其物理空间上的开放性，其不仅包括了前述校园空间与所在城市空间之间业已长久存在的开放融合，也包括更进一步的，校园空间与周边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开放融合。

当代校园空间，正将生境保护、生态修复、海绵、低碳等纳入自身价值和目标系统，通过在用能、用水、用材等方面更为精准细腻的处理（例如一体化可再生能源、海绵校园、轻量化结构、地方材料的使用等），在减少校园建设及使用全生命周期对自然环境的索取与压力、达到基本生态性能及效益的同时，贡献于身心疗愈、景观审美乃至价值教育等多层次、全方位目标的实现，从而使其自身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设施、可持续研究的生动教材，以及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体现^[1]。

这种旨在与自然有机融合的开放性，实际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日益兴起的环境意识有着密切联系。受广泛出现的环境问题所激发，人与自然的关系随着人们对现代主义——且不仅是建筑领域的现代主义——及其所礼赞的所谓机器时代（machine age）及人造物的普遍怀疑而被重新审视，汽车以其曾被神圣化的一贯速度载着人定胜天的狂想一道走下神坛。环境问题只是这种环境意识的导火索，而对其形成起到更重要作用的，是一种对自然的崭新观法，即人类建成环境与自然环境——或者说人与自然——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持续进行着物质和信息交换，前者从而被看成是后者的一部分。一个封闭的系统被认为是不可持续的。继续向前追溯，这种物与物、人与物界线消弭、广泛互联的认识，至少在西方文明语境中，一定程度上被认为与早至“第二次工业革命”即已萌芽的信息社会（the Society of Information）的发展息息相关，甚或互为因果，而同时被这个以信息的流转和共享为本质特征的信息社会所催生的，还有人们空前强烈的创新与共享意识。

强调信息有效生产与传播的创新与共享意识，同样成为促进校园物理空间开放性的内在推手，其主要作用体现在对校园空间宏观规划逻辑的重塑上，即以创新与共享的内涵带动校园空间组织转型。校园空间对外不断以多种形式加大向城市、社区开放与融入的力度，增进校园与城市片区的资源共享与产业联动，并更主动引入多元的活跃思维，引发并促进创新活动，形成源自传统开放校园原型又在内容和形式上均对其有所超越的“校城一体”新格局。不止于此，校园空间对内将产研板块更内在地融入其整体格局，赋予新的学科平台和研创中心以更重要地位，并以桥、廊、道等各种复合化联系方式将原本独立的教学研单元进行更紧密的结合，从而实现开放性在校园内部建筑群落组团层面的贯彻^[2]——面向外部世界。

如前所述，大学校园物理空间的开放性，无论是与城市或自然的关系，概而言之均与从信息社会到数字时代的历史发展脉络有直接关系，而作为此发展脉络的最新阶段，相较于物理空间上的开放性，校园在数字空间上的开放性，似乎才是开放性在当代最主要的表达形式。

如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各种网络公开课和以线上会议为方式的知识传播，才是真正的“新校园”。数字信息技术以虚拟而非实体的解决方案，实现了知识创新与传播活动在资源密度和组织效率上质的飞跃，从根本上超越并几乎颠覆了传统建筑空间理论与实践框架，是数字时代对开放校园问题乃至一切普遍的建筑学问题所提出的全新答案与巨大挑战。面对数字信息技术为人的交流共享所带来的无限可能以及与之相伴而来的所谓数字文化（digital culture），传统物理空间和实体经验的意义与价值何在已成为既困难又引人入胜的问题。

作为数字虚拟空间对物理空间冲击影响的体现，同时也是后者对前者所做出的应对形式之一，校园空间日益体现出自身功能内容的通用化。由于类型化的功能内容逐渐被数字信息技术所支持的线上虚拟空间所抽离容纳，实体性本身成了物理实体空间意义的重要锚点。换言之，在为人们提供接入数字世界的硬件条件和容身空间之外，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实体、真实交流这一去类型功能化的目标——尽管“真实”在此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用词——几乎成为所有类型建筑共同且唯一的意义所在，而为这种实体交流活动的进行和体验提供必要且有益的物质空间，也就成为其共同归宿。类型建筑，或至少是类型建筑中相当大比例的类型空间部分，正被通用空间所取代。

大学校园建筑中，突破教室边界的、全方位、多样化的交流空间占比显著提高，空间组织模式上呈现出走廊空间功能复合化、首层空间公共化（如植入更多休闲空间、会晤空间、自习空间、书店或书馆空间等）、屋顶空间与建筑间联系空间的社交化等特征。以大学校园与城市空间的视角观之，数字空间或许就是明天的城市，而校园在数字空间上的开放性，及其对数字空间的适应和补足，才真正是校园与城市关系的新动向^[1]——面向数字文化。

与此同时，作为数字时代及其文化所带来结果的一部分，包括城市的未来在内，人类的未来显示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事实上，今天任何建筑的任务书，都不再有信心宣称这座建筑是为了，并且将一直是为了某种相对稳定不变的目的而建，“为未来变化预留弹性可能”已成为常规诉求——而在此方面，与人类科学、技术与文化发展直接相关的大学校园建筑尤甚。不仅如此，学科发展作为大学校园建筑发展变化的主要内驱力之一，正随着人类认知边界的不断拓展，体现出多元发展、跨越边界、交叉融合的重要趋向，面临较以往任何时期都明显的更多不确定性，基于学科逻辑的复合学科群落逐渐取代分割松散的独立院系，成为更适应未来教育发展需要的基本组织单元，对校园建筑空间的要求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并且从以往的“量身定做”“精准对接”逐步向综合化、弹性化转变。以近年国内涌现的一批新校园规划设计为例，其中即纷纷出现“创新核”“学术环”“人才湾”“公共中心”等去类型化的校园综合体建筑新模式^[1]。校园空间这种综合与弹性对专用与类型的胜利，实际是其开放性的一种新表现——作为建筑内容的功能（program）在时间维度上向未来开放，一种时间上的开放性——面向未来。

尽管大学校园建筑的开放性与生俱来，且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时代的大势所趋之下更成必然，其落地实施在现实中也面临各种问题、困难与挑战。在此两难困境中，校园环境的安全性是核心问题，发生于世界多地的校园枪击事件和近年来疫情防控对校园封闭管理提出的临时要求等都是该问题的具体体现，同样不容忽视。因此，无论是对校园开放性的偏执追求和片面强调还是对现实问题恐惧回避因而对校园采取消极封闭的退缩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我们认为，当下开放校园暨校园建筑与城市关系问题的出路，在于探索一种拥抱开放同时又立足现实的方式，亦即走向“非简单开放”。

在此我们初步提出几个设计策略和其各自相应的空间模式。这些空间模式，有的就是出于对开放校园问题的思考探索，有的则开始并非专以开放校园为目的，但事后反观，也对开放校园问题有所裨益，日后可作为有意识实现校园开放性的途径之一，于是也统一总结于此。

校园建筑既要保持面向城市开放的姿态，又要便于管理，在日常和特殊情况下的使用中具有封闭的可能，是为“开闭自如”。

1）晕染法（Sfumato），或模糊的边界。

给单薄的边界线以一定的宽度和模糊性，以建筑圈层和双围墙等方式构成深厚而可变的边界，代替传统围墙，是一种物理空间维度的晕染法（图 5）。

图5 “昌里园”小区围墙改造项目

尽管更多是以管理而非设计的手段，现实中即已存在这种空间模式的雏形，而较校园空间涵括更广的城市设计领域，也已愈多出现可视为以该模式为手段的项目实践。

以我们正在进行设计的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项目为例，兼顾上位规划的开放校园理念与校方日常管理诉求，我们的方案设计以师生宿舍公寓等可预留社会化管理运营的生活设施和部分可对外共享的公共建筑如科创和体育设施等作为校园面向城市的界面，形成一个城校交融的圈层结构，作为城校分野、过渡的带状空间，并根据需要在上述设施位置布置校外、校内两道围墙，从而实现设施不同使用模式场景下的校园边界位置和开闭状态转换。

2）哈哈墙（Ha-Ha wall），或开放的视线。

作为一种古老的空间竖向高程关系原型，哈哈墙的潜力可能远不止于它在英国风景式园林中获得空前偏爱的原因——营造貌似没有边界、融于乡野自然的如绘景观，它为我们提供了在实质的开放不能真正完全实现时，局部实现体验上的开放性的思路，即人视线的开放贯通带来的“开放感”。笔断意连（图 6）。

图6 哈哈墙

在青海国家大学科技园孵化器综合楼的设计中，我们将作为校园边界的建筑体量设计为一个开放的窗口，从而保证校园与城市乃至自然环境间的视线贯通，形成开放而非封闭的空间姿态，并梳理利用场地现状高差，实现城校二者间管理上的封闭划分与氛围上的开放融合（图 7）。

图7 青海国家大学科技园孵化器综合楼实景照片及剖面图

来源: 三景影像

山西传媒学院综合实训楼同样被设计为以自身标志性形象面向城市的姿态，而位于建筑上下部体量间朝向城市的观景平台，则尝试在校园实际与城市以围墙分隔的情况下，给在校师生以登临眺望、从而在空间体验上感受所在城市环境气息活力的机会（图 8）。

图8 山西传媒学院综合实训楼方案

3）散步道（Promenade），或公共的流线。

哈佛大学卡朋特中心可以通过一条以室外台阶和休息平台构成的、在建筑外表盘旋而上的室外流线到达（图 9）。类似的流线也出现在青海大学医学院实验楼和青海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健康研究与临床技能实训基地两项目的设计中（图 10）。沟通室外地坪及建筑各层室外空间的散步道，使在校师生甚至社会公众在不干扰日常科研教学的前提下，有机会亲近甚至穿越校园建筑，从而增进建筑内外的了解与交流（图 11）；而康复大学的“创新核”综合体，则以下部架空的连续无障碍坡道串联起校园各教学、生活组团，形成多元复合的集成化校园建筑空间环境（图 12）。这种曾以不同方式一再体现在勒 ? 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等建筑师的建筑作品中的“散步道”式的空间模式，其实源自欧洲城市空间的悠久传统，其试图将城市性、公共性通过控制之下的人的活动引入原本封闭内向的建筑，可以看作是校园开放性在建筑组团及单体层面的延伸——一种校园建筑自身公共性的营造。

图9 哈佛大学卡朋特中心

图10 青海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健康研究与临床技能实训基地方案

图11 青海大学医学院实验楼及其室外散步道流线设计

图12 康复大学校园“创新核”及其联系空间规划设计

实体空间的设计策略其实终究是有限的，在全新的数字时代，包括大学校园建筑在内的几乎所有物质空间，实质上都是对数字技术催生并护航的线上虚拟世界开放的，而数字虚拟世界以其超越物理开闭的几乎无限潜能为校园开放性的实现提供了极大的结构性补足。提供良好数据服务的通用多功能交流活动空间正成为建筑空间的新原型——经过装饰的棚屋（decorated shed），进化为了有信号的客厅（salonwith Wi-Fi）。校园建筑的规划建设要真正将非物质空间纳入设计范畴，使物理实体空间和数字虚拟空间二者共同构成服务大学的、有机整体的空间系统，是为“虚实相生”。

以我们近年所做的数字图书馆课题研究和康复大学图书馆设计为例，信息技术与信息传播方式的革命，对建筑的空间设计和信息资源组织、利用方式带来的深刻影响，在图书馆这个建筑类型上的体现尤为明显。自 1990 年其概念第一次由美国研究者提出后，“数字图书馆”（或称“虚拟图书馆”、“电子图书馆”等）即成为亟待探索且引人入胜的话题。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一方面，基于人作为信息传播本体对于信息获取的新需求，新的图书馆建筑需要以多层次多要素复合的新空间形态（如信息媒体中心、多元学习中心、多功能交流中心以及文化艺术中心等），更好地容纳发生在其中的多元信息交换活动与丰富事件；另一方面，随着数字资源更多替代传统纸媒并由此改变读者阅读模式，新的图书馆建筑需要重塑其信息资源组织架构，从功能较为单一的传统图书储藏与借阅功能转变为包含各种媒介形态的信息集散场所，作为智能化基础设施为各类人群的提供数据信息和知识服务，实现各类优质资源的有效汇聚、无缝链接和互联互通，从而促进知识生产与创新 [2]。简言之，数字时代的图书馆，应该是信息化、开放化、人性化的。康复大学图书馆即是基于这样的研究、作为新型数字图书馆进行设计的，其方案重点关注了建筑中各处多功能交流活动空间组成的公共空间系统的营造（图 13）。

图13 康复大学图书馆交流空间设计

在山西传媒学院综合实训楼设计中，同样的设计策略则以集中型的高大公共空间得到体现（图 14）。

图14 山西传媒学院综合实训楼公共空间设计

如果说多功能交流活动空间的设置是面向数字空间对专用类型化空间的补足，那么专用类型化空间的弹性化策略，则是其自身面向未来所做的适应于演进。在大学校园教学、院系、科研学术研究空间的建筑实践中，通过可变的单元边界，合适的柱网和开间尺寸模数，可以构建弹性、通用、模块化、可变性特征的新空间（图 15）。

图15 通用实验室空间单元平面图

最后，与建筑空间上的弹性一样向时间开放的，其实是建筑师作为设计主体的工作方式与工作态度，而我们对大学校园建筑的理论思考和设计实践，始终处于进行时。面对现实的局限性，大学校园建筑的规划建设，在立足当下的同时，更要着眼未来。在这里，务实、前瞻、进取——而非片面、保守或倒退——的态度更加可取，预留可能，面向未来，现在还做不到的，相信未来可以做到。在这样面向未来开放的工作态度和方式之下，答案可能是超越建筑空间的。2022 年春，笔者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进行了以“数字·图书馆”为题的三年级建筑设计课教学。“数字·图书馆”这一题目，既可以解读为数字化的图书馆，从而指向图书馆作为物质空间实体的消解和虚拟化，也可以解读为数字图书之馆，即服务于数字化知识资源的空间场所，从而仍然指向甚或更加凸显图书馆作为物质空间实体对人体验的不可替代性。在此意义上说，数字化时代由科技所支持出现的虚拟现实及去物质化的信息传播，成为建筑学的契机而非阻碍，其使得对建筑空间身体性和物质性乃至建筑本质进行彻底深入反思成为可能。学生作业中，有的以因新技术解放传统空间，进而寻找实体建筑环境新的意义和可能，有的在虚拟世界中构建剥除建造的无奈繁冗但保留物质世界精神的全新数字空间，以求给人前所未有的物质和精神体验，有的则将信息的存储和传播视为图书馆的本质，进而以完全摆脱传统建筑学范畴的信息检索阅览界面为其“新建筑”，作为全新的结构组织形态，达到物质空间所不能达到的、以信息为本体对象的功能效率、直观体验与艺术表现。面对数字时代背景下的未来，学生所呈现的多彩答案、创造力和乐观态度令人印象深刻——他们在或物质或虚拟的新世界中带着挣扎所尽力去除、保留和新创的种种，以及在此过程中所遭遇的关于混沌与秩序、抽象与具体、直角坐标系与极坐标系所代表的空间认知等等这些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不太建筑”也“非常建筑”的问题，使得以人及其体验为核心的建筑学被重新发现（图 16）。通过直面未知与不确定性、拥抱未来的勇敢探索和努力创造，教学相长，师生共同收获了对建筑未来发展方向乃至建筑学基本问题的新认知。

图16 “数字·图书馆”建筑设计课部分学生作业

来源: 刘奕江、罗书宇、卜令芸、朱震骐、陈树怡等

超越空间，其实是对空间的重新定义。

关于开放校园暨大学校园建筑与城市关系问题的认识与实践，应该正视并拥抱开闭问题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使校园的规划设计和建设从之前对简单开放的片面追求或否定种解放出来，升级为弹性灵活、既着手现实又放眼未来的 2.0 版本开放校园，找到开放校园问题的辩证合题——非简单开放。开闭共存、灵活转换、开大于闭，从而走向城市共享、融于自然的校园，走向知识线上生产传播的校园，走向面对未来的校园。通过开放校园问题，也走向新的建筑学思考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