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 | 来自网络 原创整理 | TOP创新区研究院，FTA建筑设计事务所
1998年7月，一群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教职/行政人员会见了时任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Gordon Brown， 讨论建立 麻省理工 学院与英国之间的大规模创新合作关系的可能性。
麻省理工学院早已名声在外，特别是MIT在当地产业升级、刺激整个地区增长方面的作用非常明显——早在9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就已经创办了 4,000 家公司，雇用了超过 100 万人； 而到2015年，相关数据是—— 3万家公司，雇佣了460 万员工，2万亿美元GDP。
戈登·布朗当时恰好推出了一系列的公司减税政策，希望能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当时，英国经济在全球的领导力减弱；创新活力有所下降。英国贸易和工业部认为这种衰落可能部分是由于英国大学的僵化， 尽管“英国的学术质量很高”，但 “商业意识历来薄弱” 。
MIT是个榜样，更是一个鲶鱼。
为了实现“创新创业的英国”这一雄心勃勃的目标，剑桥-麻省理工学院（CMI）于1999年11月成立，时任剑桥大学副校长说，CMI旨在将这种变革潜力转化为“整个英国创业未来的重要合作”。
在这美好愿景的鼓舞下，英国财政部大手一挥，批了6800万英镑（合约1.08亿美元）。
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
两个世界顶级名校一起搭伙搞事情，是双方50/50的“合资企业”，这表面上是一个平等的合作关系， 但实际上是谁都想当老大： 无奈英国需要MIT更多，他们需要引入创新实践来振兴英国陈旧的大学体系。
于是，代表麻省理工学院参与CMI合作项目的人（拥有理工科背景的美国人）在传统的英国教授们看来可能显得 有些傲慢。
剑桥大学本身就是一个有着800年悠久历史与丰富学术传统的世界顶级大学，对于外部的建议或干预并不怎么欢迎。
剑桥人会MIT的参与偶尔感觉迷惑，甚至有点牢骚： MIT那般人在没有充分了解咱们文化和历史的情况下，就试图引导或改变剑桥的运作方式。 是MIT就了不起啊？不了解咱们剑桥的情况就在这里指指点点？”
主要是，剑桥大学对于CMI的认同感并不高，许多人认为自己大学在各个领域都已经表现得相当出色，不需要从外部引入新的创新方法来维持其卓越地位—— 很自然地他们对CMI合作项目也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 尤其是MIT的“商业驱动研究”理念。
作为一个传统纯粹的学术大学，剑桥学界对“商业驱动研究”抱有深深的怀疑，他们担心这种急功近利的方法会损害学术的纯粹性和独立性，因为商业利益可能与学术追求常常会发生冲突。
于是，CMI开设的六个跨学科的专业实践硕士项目， 就被“挤兑”到了贾吉商学院Cambridge Judge Business School去了。
同时，剑桥坚决拒绝采纳麻省理工学院所倡导的“面向工业的博士项目”——在剑桥，你要么读博士，从事科学和工程技术，去学术界；要么就读MBA，去工业界： 这里没有灰色地带”。
开局不利。
一位教授回忆说，“改变已经有800年历史的剑桥DNA [真的] 非常艰难”。
何况是靠一群“理工背景的美国人”改变一群英国古典老教授的想法，更难。
此外，合作的时机并不是很合适。
当时，英国高等教育领域存在政策和财政方面的不确定性，而向两所精英且财力雄厚的大学注资1亿美元 引起民间舆论对“公平”问题的激励讨论。
2003年，英国政府监管机构指出CMI项目“存在严重缺陷”。
主计长兼审计长约翰·伯恩爵士曾表示， 由于剑桥麻省理工学院（CMI）没有量化的绩效目标，因此不可能判断该项目是否物有所值。 他指出， 由于该项目是由校长戈登·布朗（Gordon Brown）与两所大学共同设立的，没有其他机构的竞标或可行性研究，因此在交付重大成果方面进展缓慢。
2005 年，CMI在宣布结束。
当然，CMI有一个子项目叫CME ，始于 2001 年，使得麻省理工学院的 14 个院系的大三学生与继续与 剑桥大学 的大三本科生交换一整年。
2010年，金融危机导致经济衰退，政府无力再出钱赞助CME，CME交流的规模随之减少；
在金主BP赞助了一段时间后， 2017年，CME也落下帷幕。
恰好就在同一时期，也是一个1998年。
麻省理工学院的前教务长 鲍勃·布朗（Bob Brown） 与 新加坡高等教育体系总设计师 陈庆炎（Tony Tan） 先生见面，商讨工程科学研究领域的教育合作。
陈庆炎（Tony Tan）先生是个大人物，2011-2017年担任新加坡第七任总统，曾担任多个政府要职，包括教育部长、贸易及工业部长、财政部长等；而且，还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运筹学硕士学位。
当时，这个拥有300万人口的岛国已经吸引了摩托罗拉和英特尔等跨国公司前来投资建厂，新加坡明白，自己的优势一定不在便宜的劳动力，而是要通过推动研发创新来确保未来经济的可持续繁荣，同时吸引亚洲最杰出的技术人才。
于是，在会面之后的第二年， 新加坡与麻省理工学院的首个重大协议即新加坡-麻省理工学院联盟（SMA）于1999年启动， 新加坡的在地合作方是新加坡国立大学 (NUS) 与南洋理工大学 (NTU) 。
在这个过程中，MIT是项目设计的主导方，SMA引入了一系列新的研究密集型项目，强调应用导向和跨学科课程，使用各种远程学习工具，主要包括先进材料、计算工程、制造系统和技术工程。
这一合作为新加坡引入了麻省理工学院在工程领域的实践经验，更为新加坡的创新产业带来了新的思路。
2003年， 基于SMA的成功经验 ，MIT与新加坡的合作伙伴关系扩展到第二阶段（SMA-2），更加强调在新加坡进行协作教学和研究。SMA-2也更加深入涉足生物科学领域， 而维壹科技园Biopolis也于2003年正式开园， 非常有节奏有计划地承接了产业与人才。
2006年，MIT和新加坡签署了新加坡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与技术联盟（SMART）协议， 将重点从教育转向研究， 加强了新加坡与麻省理工学院之间的研究合作。
这个本地的研究机构的创新模式是在新加坡建立类似麻省理工学院实验室的环境，旨在吸引全球一流的研究人员在新加坡从事优先领域的研究。
与SMA不同， SMART专注于长期合作， 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员预计将在新加坡居住五年，与当地进行深度合作，真正将MIT的研究成果真正融入当地创新生态系统，提高创新转化成果。
2010年初，合作更进一步——
MIT与新加坡合作创立了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SUTD），其目标是培养具备改变世界能力的技术领袖。
用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话来说，“它需要与现有机构有所不同”。新加坡希望 “从效率驱动型增长转向创新驱动型增长” ，而在这个过程中，“重塑新加坡委员会”在大量的调研后任务： 阻碍新加坡创新的关键因素是缺乏创造力，而不是工程能力。
SUTD就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设立的，是一所小型精英大学，强调创造力、设计和系统思维，与传统的工程教育方法形成鲜明对比，受到麻省理工学院的启发采用Corhot教学方式。
回顾这些年的发展，从SMA到SMA-2、从SMART再到SUTD，双方不断适应，不断创新。 这种合作模式反映了MIT的最新理念：
不断更新旧有的创新版本，试图做出与以往不同的事情。双方之间的合作日益深入，共识日益增强，追求卓越在知识、研究、教育和创新方面的目标越来越一致。
探索剑桥-麻省理工学院（CMI）与新加坡合作模式的故事，
看似相同的要素：
政府高层支持牵头 + 顶级大学合作 + 营造创新经济的目标
却产生了不同的结果。
一个草草结束，
而另外一个在不断向前探索。
如果你站在1998年的时间点，你会押宝哪个合作？
很多人可能都会押CMI。
然而时间站在了新加坡一边。
究其原因， 最重要的是文化DNA。
是，剑桥是有深厚历史根基， 但其精英文化同时也带有一种保守色彩， 对于变革和新事物有着某种程度的抵抗。在剑桥的世界里，传统和卓越研究是至高无上的，但这也导致了一些新的、突破性的想法难以生根。
但新加坡是一个相对年轻且充满活力的国家。新加坡的教育体系，务实而重视应用科学，是国家认同和发展的核心。 同时这个国家的经济极度外向，意味着它更加开放于国际合作和创新的思潮。
在合作结构方面， CMI预期的是两个“世界级”机构之间的深入合作，旨在将顶尖研究转化为商业应用。这种心急求成的态度，虽然充满了雄心，但也可能忽略了耐心和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与此相反，新加坡则通过多个计划和项目，缓慢但稳健地推进合作，这一过程在25年的时间里逐渐建立了深厚的信任。 新加坡的政策也在不断地演变， 从强调“效率”转向重视“创新”，从“借外力”到“自己生长”。
最后，从执行层面来看， CMI的模式更像是构建创新的一条直线管道，补充和强化现有的研究优势。
在新加坡，创新则有更大的自由度，可以被拆解成不同的功能组件，逐步构建和调整，同时根据实际成效进行优化。
这两个起点类似、初心类似的案例，其实是一个关于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创新、稳健与冒险的“双城记”。
如果有任何要上的价值，那就是：
重要的不是现有的成绩，而是适应与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