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进入新阶段，农业转移人口呈现城乡双栖、工农兼业、近域流动的新趋势，兼容型城镇化成为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重要特征和形态之一。在城乡二元制度框架下，兼容型城镇化有着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并将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长期存在。它是城乡融合发展的“连接器”、防范社会风险的“缓冲器”、乡村全面振兴的“孵化器”，构成了城乡格局中的“新三元结构”。
中国城镇化进入新阶段，农业转移人口呈现城乡双栖、工农兼业、近域流动的新趋势，兼容型城镇化成为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重要特征和形态之一。在城乡二元制度框架下，兼容型城镇化有着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并将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长期存在。它是城乡融合发展的“连接器”、防范社会风险的“缓冲器”、乡村全面振兴的“孵化器”，构成了城乡格局中的“新三元结构”。
“兼容型城镇化”是指动态生活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生产生活方式具有城乡双栖、工农兼业特征，同时享有城市和乡村公共服务的城镇化形态。
“兼容型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传统的城镇化，更加关注人的自主选择，更加关注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更加强调人口空间流动的弹性和居住、就业、公共服务的城乡兼容性。
“兼容型城镇化”超越了“半城镇化”，同时享有城市和乡村公共服务，是城镇化的一种新形态；“半城镇化”是一种不充分、不完整、不稳定的城镇化状态，个体发展质量不高，未充分享有城市公共服务。
▲ 表2 | “兼容型城镇化”与“半城镇化”概念辨析
兼容型城镇化群体部分在附近城镇工作，居住在农村，呈现职住分离状态；部分在县城购房，“城里有房、村里有家”日益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兼容型城镇化群体部分时间从事农业生产、部分时间从事非农职业，呈现出就业和收入的多元化。
兼容型城镇化群体通过非正规经济实现灵活就业，包括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自由职业者、家庭帮工、非全时制的劳务派遣工和临时雇员。
农村混合经济特征日益显著。一方面，农业产业链条的延伸把更多价值留在乡村，促进了守地发展和就地非农化；另一方面，乡村旅游、研学、康养等生活性服务业，吸纳了大量非农就业。
随着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在不同地域空间形成居住和就业功能的空间网络，包括以农村居住和产业单元为载体的“居业协同体”和以县域为单元的“城乡融合体”。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英国地理学家列文斯坦（E.G.Ravenstein）将人口迁移归于迁出地“推力”和迁入地“拉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乡村的“拉力”和城市的“推力”持续增加，形成城乡之间的“推拉均衡”。农民为保留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集体经济收益分配权不愿放弃农业户籍；城市公共服务向常住人口开放，农业转移人口可以同时享有城市和农村的公共服务；中小城市全面放开落户限制，但是超大特大城市普遍施行“积分制”落户政策。因此，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化将面临“两个长期存在”：一个是“想来的不放、想放的不来”的现象将长期存在；另一个是“一脚城里、一脚乡村”的现象将长期存在。
兼容型城镇化群体通过分工协作，实现家庭利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在家庭经济层面，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生计模式；在社会保障层面，家庭成员从事不同职业、保留农村资产是一种“风险规避”；在家庭义务层面，留守老人照看未成年子女，年轻人通过城乡双栖和工农兼业，更好照顾“一老一小”。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化过程中，家庭成员迁移不断循环演变，实现渐进式代际跃迁。
城镇化的本质是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城乡双栖”和“工农兼业”带来不同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兼容型城镇化个体从隶属于乡村社区“共同体”的“自然人”转变为城市“法理社会”中的理性“经济人”；从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的“边缘人”转变为跨越城市和乡村的“两栖人”；从“传统人格”转变为“现代人格”。
在发达地区和特大城市周边，制造业和服务业吸纳就业能力强，农业转移人口非农化程度高。基础设施基本实现城乡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基本实现均等化。就地兼容型城镇化占有优势，依托乡村“居业协同体”，呈现出职住平衡、产村融合特征。
在欠发达地区和中小城市周边，县城公共服务驱动，吸纳农业转移人口作用明显。就近兼容型城镇化为主，依托非正规经济灵活就业，获得多元就业机会和收入，形成职住分离、城乡耦合的“城乡融合体”。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区别于西方的城乡二元结构，中国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存在着一个“第三元”。改革开放初期，农业转移人口依托乡镇企业，呈现“离土不离乡”的就地就近城镇化；伴随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农业转移人口长距离候鸟式迁徙，呈现“离土又离乡”的半城镇化；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农业转移人口呈现城乡双栖、工农兼业、近域流动的兼容型城镇化。新三元结构包含兼容型城镇化人口、兼容型城镇化地区和城乡兼容型经济三要素。
兼容型城镇化人口包括以城乡双栖、工农兼业为特征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城市下乡人员。近年来，多地出台政策鼓励城市人员下乡，包括退伍军人、退休干部、毕业大学生、退休教师和科研人员，被称为“新上山下乡”。
兼容型城镇化特征较为显著的区域即“兼容型城镇化地区”，呈现两端集聚特征：一端是特大城市周边地区，受到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成为城镇化“缓冲区”和城市文明“溢出区”；另一端是人口稠密的县域地区，依托县城的产业集聚和公共服务，是农业人口初次转移和返乡就业创业的首选地区。
科技创新、产业转型、文化赋能、消费升级成为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城镇化内涵式发展的重要动力。新兴产业和业态向农村地区延伸，促进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深刻改变了乡村空间的功能和形态。在县域范围内出现紧密连接城乡生产要素、具有鲜明的城乡融合特征的“城乡兼容型经济”。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正确认识兼容型城镇化现象和规律，解决兼容型城镇化的“流动性”与公共服务“计划性”之间的矛盾、“个性化”需求与“标准化”供给之间的矛盾、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优质公共服务“稀缺化”之间的矛盾，需要围绕“以人为核心”的现实需求，差异化配置公共服务资源，大力发展城乡兼容型经济，加大城镇化政策协同和制度创新，建立“人的城镇化”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和政策体系，更好地促进和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在城乡之间实现生产生活方式兼容、权利权益兼容、文明素质兼容和制度机制兼容。合理引导人口、产业布局和公共服务弹性供给，将为城乡规划提供新的分析框架和空间规划范式。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在应对经济社会发展不确定性的当下，增强城镇化的弹性和包容性成为政策的首要关切。合理引导兼容型城镇化的健康有序发展，有利于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有利于实现“人的城镇化”和“人的现代化”，有利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藩篱，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
本文撰稿： 贺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