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黄河文化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的提出，明确了黄河文化赓续传承的重要意义。黄河蜿蜒于齐鲁大地的数千年间为沿岸地区提供了丰沛的水源，裹挟的泥沙也积淀出广袤的平原与湿地。齐鲁大地受惠于此，儒家思想在此发源，诸多文化在此交融，塑造了黄河流域(山东段)文化景观的多元风貌与精神内核。作为文化景观载体的村镇聚落承载着丰富的黄河文化内涵，具有种类繁多的文化景观要素和极具特色的流域景观特征。构建系统、科学的文化景观基因识别指标体系，从根本上识别与挖掘村镇聚落演变过程中形成的景观基因表征及其文化内涵，是探索黄河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有效途径。

“文化景观”即“附加在自然景观之上的人类活动形态”，在聚落中是通过开垦农田、营造建筑、传播文化等一系列生产生活行为创造出的景观，是地域文化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文化景观基因”源于生物学“基因”的概念，是景观要素分解出的最小文化单元，其控制着聚落文化景观特有的外在表征与内涵特征，使文化景观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文化特质与景观形态。“识别指标体系”则是解析文化景观基因的工具，用于识别、判定景观对象的特征或属性。不同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逻辑与应用方式，识别指标体系更注重认知过程，构建过程不涉及指标权重，重点是体系层级与指标要素的全面，以便对识别对象进行全面对照与识别。

在既有文化景观基因识别指标体系相关研究中，影响最为广泛的是刘沛林提出的我国传统聚落景观基因识别普适性指标，以及胡最等提出的湖南省传统聚落景观基因识别指标。此后的相关指标体系构建多依据以上两个基础体系进行创新与延伸，主要聚焦于：①文化积淀深厚的特殊地域，如国家级传统村落、少数民族聚落、古都遗址等；②特殊且具体的文化景观对象，如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农业文化遗产景观等。囿于学科方向与研究侧重点，相关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①指标体系中存在不同层级下的个别指标界定不清晰、指标内涵相互包含及重叠，导致基因提取时界限模糊；②普适性指标的内容较为笼统，指标用语也相对抽象，对操作人员的地域熟悉程度及专业背景要求较高；③既有体系识别因子的提出主要基于研究者的学科背景与个人经验，缺乏客观、综合的识别因子确定依据。

本文从景观基因理论优势与既有指标体系研究短板入手，提出层级合理、界定清晰的文化景观基因识别指标体系的构建逻辑。立足黄河流域(山东段)村镇聚落的历史演进与文化景观现状，制定具有地域特性的指标体系并解析详细的指标与识别要点，以期具有更强的应用价值与可操作性。

1 　识别指标体系应用范围与构建逻辑

1.1　体系应用范围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对“黄河流域”所作的定义——“黄河干流、支流和湖泊的集水区域所涉及的相关县级行政区域”，以及《山东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水利专项规划》中划定的“山东黄河流域集水区域”，明确黄河流域(山东段)包括的相关县级行政区域。同时，考虑乡村空间发展演替的连续性，将“村镇聚落”视作研究个体(包括建制镇、集镇、村庄等)，继而将研究对象界定为黄河流域(山东段)沿岸及近代黄河三角洲地区所涉及的菏泽、济宁、泰安、聊城、济南、德州、滨州、淄博、东营等9个地级市和36个县级行政区域内的村镇聚落。

1.2　体系层级架构

识别指标体系构建的首要任务是确定体系的层级关系，识别指标层次越多，对识别对象反映的详细程度越高。根据对既有景观基因识别指标体系的梳理总结，可知村镇聚落层面的指标体系应包含识别对象(目标对象)—识别因子(用于识别的可感知要素)—识别指标(可感知要素分解出的具体特征)3层递阶结构(图1)。本文需要挖掘黄河流域文化景观共性特征以凸显黄河文化，故在架构中加入“识别要点”层级，强调识别过程中应注重的感知与判断的关键信息。其中：“识别对象”指需要被识别和确认的具有不同属性的对象，即黄河流域(山东段)村镇聚落的文化景观基因，具体可分为物质文化景观基因和非物质文化景观基因；“识别因子”指对目标对象进行识别的可感知的要素，即文化景观要素，如村镇聚落的形态布局；“识别指标”指识别因子分解出的具体特征，即文化景观要素分解出的最小特征单元，如村镇聚落形态布局中的平面形态；“识别要点”指识别过程中围绕识别对象属性，用于指导或辅助识别的重点观察与判断的关键信息，如因水而生的村镇聚落平面形态布局。

1.3　体系构建思路

文化景观基因识别指标体系具有很强的地域特性，体系构建应基于对研究区域的充分感知以及对文化景观现状的剖析，同时应注意到景观是由历史时期持续至今的人类活动不断创造、层层积淀、动态演变而形成的。因此，识别指标体系构建之初应先将文化景观所依附的聚落环境视为一个整体，通过文献与现场调研等手段对聚落不同历史时期的自然与人文背景进行宏观梳理，以此探究文化景观形成的演变规律与内外动因，为体系构建奠定研究基础。识别指标体系构建思路具体包括以下4步(图2)：第一步，明确识别对象。基于既有文化景观研究成果明确的黄河流域(山东段)村镇聚落所涵盖的文化景观类型，对其景观属性进行分类，以此确定识别文化景观基因的目标对象，继而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分类识别。第二步，确定识别因子。依据国家对名镇、名村、传统村落等的评定办法，结合展示和延续黄河流域文化景观特色的要求，对流域内村镇聚落文化景观基因识别所指向的具体可感知景观要素进行梳理归类，确定文化景观基因识别因子。第三步，解构识别指标。依据聚落文化景观属性特征，运用胡最等学者所提出的特征解构法，将景观基因识别因子解构为不可再分的文化景观最小特征单元，确定具体的文化景观基因识别指标。第四步，明晰识别要点。在前期调研、整体感知、指标生成的体系构建全过程中，逐渐明晰识别需要重点观察的反映地域特征关键的信息，形成用于指导后续基因识别的特色要点。

2 　识别指标体系构建过程

2.1 　明确识别对象

生物基因依附于染色体，聚落文化景观基因则依附在聚落本体和人类生产生活所凝聚的智慧中。基因识别首先要明确识别对象，识别对象是可感知的基因载体，即文化景观的类别。

自“文化景观”这一概念出现以来，许多学者对其分类方式进行了研究，但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各类文化逐渐过渡、互相包容，在景观空间上体现为没有明确的边界，因此很难对文化景观提出固定分类模式。归纳分析目前代表性的分类方式(表1)，依据载体属性将文化景观分为物质和非物质两大类形成共识。这一分类方式直观地将文化景观拆解为“文化”与“景观”两个层面，“文化”即表现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精神层面，“景观”则是反映这一关系的物质载体。

此分类方式对黄河流域(山东段)村镇聚落文化景观基因识别对象的明确有重要参考价值：一方面，对于文化景观基因识别而言，识别指标的可操作性是体系构建过程中极为关键的一点，物质与非物质的分类方式直观简单，易于识别者理解与操作；另一方面，对于黄河流域文化景观而言，传承黄河精神层面“无形”的元素与保护利用物化外显的“有形”元素并重。因此，本文将识别对象分为物质和非物质两大类别。

2.2 　确定识别因子

不同于评价指标体系因子的确定，识别因子的确立不经过筛选步骤，而是对覆盖所有内容的景观要素进行重新梳理归类，涵盖内容广泛、覆盖村镇聚落文化景观特征要素，并重点突出黄河流域特色，避免以偏概全。

因此，应以村镇视域下的文化景观保护为导向，着重对黄河文化的发掘与传承。对于景观要素分类，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第十二章关于系统保护黄河文化遗产所强调的“需展示与保护的黄河文化遗产，应重点保护与发掘的黄河文化基因”的要求为指引，以水利遗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文物保护单位、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的评选标准和保护办法中所划定的文化景观要素分类为蓝本(表2)，确定识别因子。 

梳理分析基于不同保护目的的办法、条例、标准等，可以发现针对同一保护对象有不同的景观要素归类方式，说明部分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多种内涵价值，在类别界定时应将核心文化价值作为判定依据。例如，古灌区同属于历史遗迹与水工设施，但其保护意义侧重于对黄河水文化的传承，因此将其归类为体现黄河水文化影响的水工及其伴生景观。下文将分别对物质与非物质文化景观要素进行梳理归类。

2.2.1　物质文化景观基因识别因子

物质文化景观是指可视的有形的文化载体，应综合水利遗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的评选标准及保护办法中的相关要素内容，把握其核心价值。其中，重点彰显《规划纲要》中强调的“农田水利、天文历法、治河技术、建筑营造、中医中药、藏医藏药、传统工艺等”文化景观类别。通过梳理分析最终将物质文化景观要素(即物质文化景观基因识别因子)归类为“外部环境、形态布局、乡土建筑、生产景观、植物文化景观、水工及其伴生景观、历史文化遗迹”。这7类景观要素共同组成了常见聚落人居环境及其经济社会活动载体。见图3。

2.2.2　非物质文化景观基因识别因子

非物质文化景观体现了人类文明与活动创造。同一非物质文化景观可以同时存在于“有形”和“无形”两种载体中。如“传统技艺”既可以通过具象的工艺作品表现，也可以通过人的行为活动以传承方式、民间仪式、生产生活模式等无形的载体来表达。

从联合国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以及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等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标准来看，具有突出遗产特性的组成要素类别已基本形成共识，而“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宗法血缘”等文化景观内容尚不清晰。

针对《规划纲要》强调的“天文历法、治河经验、农田水利等有关黄河的实践和知识”，在既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别的基础上，挖掘并补充流域特征要素，将非物质文化景观要素(即非物质文化景观基因识别因子)归类为“宗法血缘、民俗文化、展示艺术、传统技艺、民间文学、实践知识”。见图4。

2.3　 解构识别指标

识别指标的确定是将文化景观要素(识别因子)分解为最小特征单元的解构过程。借鉴胡最等提出的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特征解构提取方法，分析聚落文化景观属性特征，根据各属性之间的差异建立分类标准，对聚落的景观特征(识别因子)进行类别划分，将景观基因细化为多项具体的具有可识别性和可操作性的识别指标。

以“乡土建筑”为例，阐释识别因子解构为识别指标的过程。乡土建筑是当地居民在长期适应地理环境的基础上，受人文、社会、经济等因素影响而建造的。通常就地取材选用乡土材料，并采用易于掌握的传统建造技术建造，乡土建筑会因地质、水文、植被、气候、民俗民风等自然与人文条件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地域风貌特色和文化特征。

根据文献调研和现场踏勘所收集到的文字及影像资料，黄河流域(山东段)地域文化对乡土建筑的影响在“院落布局”上有显著表现。齐鲁大地受儒家文化“礼”“中庸”等的影响，黄河流域(山东段)内的乡土建筑普遍遵循“尊卑有序”的礼制观念，在院落格局中强调轴线关系，注重“守中”“平衡”，一般呈规整的四边形，入院处设置照壁，坐北朝南，尊重天地自然之道。对内向心、对外封闭的院落布局表达了齐鲁地区因循礼制、安静内敛的居住环境需求。建筑单体也存在明显的等级秩序，主房往往是院落中开间、进深尺度最大的，其建筑材料的使用更为讲究，突出宗法礼制。

人们在营造建筑时选择“乡土材料”，继而决定建筑的“结构形式”与“构造方法”，最终得到的建筑是富有地域特性的文化景观。黄河流域(山东段)区域兼有山地与平原，山地石材丰富，当地居民多选择石灰岩、页岩等材料进行建筑营造，或利用河沟卵石、山间碎石建造；黄河冲积平原地形平坦，光照充足，树木种类繁多，建筑材料以木材、砖材为主；黄河滩区淤地土质松软且黏性大，营建房屋时直接以原状生土为主要原料，与麦秸、水等混合夯筑墙体，或者压制成土坯砖后用于砌墙，同时为应对黄河泛滥导致的土壤盐碱化等问题，通常会在墙基处使用石材以防碱防潮。

降水等自然因素会影响乡土建筑的“屋顶样式”。例如：在降水量大的济南市莱芜山区，屋顶多为利于排水的坡屋顶；在降水量较少的济南市长清区，则多为小坡度隆起的囤顶或平顶。

文化影响下的“建筑装饰与色彩”也富有特色。在封闭守成的鲁文化影响下，济南市、泰安市等地的建筑的装饰构件以简洁、朴素、无烦冗为主，一般采用干净简练的灰瓦白墙。淄博市以东地区受开放包容的齐文化影响较大，会选用颜色较为丰富的建筑装饰，通常在建筑墀头、门框等位置，用砖石或木材雕刻具有吉祥寓意的图案。

综上，可将“乡土建筑”识别因子解构为“院落布局”“结构材料”“屋顶样式”“细部装饰”“建筑色彩”等5项具体的识别指标(图5)。

运用这一方法对上文所确定的7项物质及6项非物质文化景观识别因子进行景观要素特征解构，将识别因子细化为40项具体的识别指标(图6)。

3 　识别指标体系

黄河流域(山东段)文化景观基因识别指标体系涵盖物质与非物质两大类基因识别对象，“乡土建筑”等13项识别因子以及“院落布局”等40项识别指标(表3)。为了更加客观、真实地反映黄河流域(山东段)村镇聚落文化景观特质，识别指标体系构建重点考虑了以下4个方面：①借鉴文化景观的既有研究成果，兼顾物质和非物质景观基因的表达；②识别因子的确定依据了相关政策法规、标准办法等，更加客观科学，并且全面覆盖村镇聚落文化景观各类别，注重对黄河文化景观基因的识别与提取；③识别指标源于对黄河流域(山东段)村镇聚落文化景观要素的现状解析，指标具备黄河流域(山东段)的地域特性；④通过对流域内村镇发展背景梳理及文化景观要素现状解析，凝练出反映黄河流域特性及山东地域特色的基因识别要点。

4 　结束语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为沿黄村镇建设带来了新机遇，但也让村镇聚落面临景观特色消融的危机。引入景观基因理论的研究方法，构建系统、科学的具有黄河流域(山东段)村镇聚落特色的文化景观基因识别指标体系，从根本上识别与挖掘流域内在村镇聚落演变过程中形成的景观表征，凝练景观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指导传统文化在村镇聚落更新发展中的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是黄河文脉传承与延续的有效途径。黄河流域(山东段)文化底蕴深厚，文化景观类型丰富多样，村镇聚落文化景观基因识别指标体系构建涉及的文化景观要素众多、内容庞杂，本文在指标选取的准确性、区分度与完整性等方面存在不足，必然有部分文化景观特性指标未被罗列其中，以期在未来研究以及具体村镇聚落文化景观的识别应用实践中，进一步发掘文化景观特性属性，对体系进行不断检验与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