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　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强调“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乡村文化根植于人民群众在乡土空间中的长期实践，充分发掘其丰厚内涵将创新产业发展形式、推动乡村经济发展。近年来，意蕴丰富的乡村文化逐渐成为吸引人才、企业和资源回流乡村的重要因素，乡村文化振兴成为助力乡村高效治理的组织保障。然而，乡村振兴战略的盲目推进、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的粗糙编制以及市场化导向的乡村建设致使乡村文化与空间连接“断裂”，“千村一面”、传统风貌破坏以及文化要素滥用、错用等现象在乡村建设中屡见不鲜。如何发挥乡村文化的内生动力，以文化传承带动空间动态重构，是新时代乡村规划与建设的重要课题。

乡村文化传承不应限于历史价值较高、文旅资源供给充分的特色空间，更要涉及一定区域的社会背景与自然环境，从而形成整体系统。既有研究在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乡村文化再生产与空间重构以及乡村文化空间营造实践等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探索。例如：张杰基于我国乡村40年的制度发展提出了乡村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修补之策；段德罡等通过引导村民自主参与乡村公共空间建设，重塑其对乡村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以往研究聚焦于乡村文化缺失化、符号化等问题，探索其与空间的融合途径，鲜有学者系统地分析乡村文化衰弱的根源，并充分探讨其在促进经济发展、协调社会关系方面的作用。

场域指在特定社会空间中由特定关系网络所形构的各种社会力量的综合体，包含非物质要素及物质要素。在场域视角下，城乡快速融合致使社会形态不断变化，旧有的乡村场域滞后于资本和惯习的改变，从而造成了乡村文化认同减弱、社会与空间秩序失衡等问题。基于场域理论解析乡村文化空间，能够从非物质和物质两方面综合研究乡村问题，深入剖析其中社会、情感、文化建构的底层逻辑和复杂关联，从场域—资本—惯习及其联系深入且动态地探知问题根源，补充和完善现阶段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中非物质要素的不足。同时，社交媒体评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乡村空间的热度与兴趣点，在乡村场域研究中可结合文本数据的情感分析，以探知乡村文化发展的问题与契机，指导乡村文化空间重塑。

北京妙峰山庙会文化自古以来便在京畿大地声名远播，影响力一度辐射到京津冀地区。妙峰山镇作为新城乡关系下乡村文化旅游建设的研究样本，极具代表性。因此，本研究引入场域理论，从制度、社会、经济和生态等方面建立乡村文化空间转译逻辑，构建乡村文化传承与空间重构的理论框架，并以妙峰山镇为例进行实证探索，提出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中文化赋能的空间重构路径，探索新场所与新乡土文化融合的乡村空间重构方式，以期为推进乡村振兴及韧性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启示。

1?乡村文化场域与空间重构的逻辑辨析

1.1?场域理论的概念阐释

布迪厄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场域理论，其阐述的场域是一个具有关系性、相对自主的空间，不仅包含实体物质空间，还包含实体物质空间之中与人有关的制度、经济、社会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非物质要素。乡村空间作为场域基底，是其对应的乡村文化等非物质要素的载体，基底物质空间的改变将投射于上层非物质要素的重构。

场域、惯习、资本是场域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图1)。场域中的各种社会力量关系被惯习所支配，惯习又在资本导向下指导行动者进行社会实践，在实践经验中调适，形塑新的场域结构，场域空间的不断生产推动了资本的转化和获得，并在循环往复中构成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本研究引入文化惯习与文化资本的概念，深入分析与解读乡村文化传承与空间重构。文化惯习是基于惯习提出的，是文化场域体现在行动者上的产物，常表现为建立在相同地域、血缘、家庭基础之上的文化行为活动，如乡村文化习俗、惯例、经验和传统。资本是行动者进入场域中的实践工具与目的，改变场域内资本形式和分配分量可改变场域的结构。其中：文化资本是隐性的信息资本，是包括文化能力、文化习性、文化产品与文化制度在内的文化资源的总和，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经济资本是显性资本，在场域中以财产形式被制度化；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总和，即个人或团体的社会关系、社会地位、声誉等可供利用的社会资源的整合；象征资本是有形的经济资本被转换和被伪装的形式，其体现了行动者在社会空间里携带和积累的、被否认和掩饰的各种特权与资本，它发生效果的根源是经济力量决定的等级秩序。

1.2?引入场域理论的意义

场域具有可分化和自主化的属性，分化为一系列由运行逻辑支配的子场域，各子场域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根据布迪厄提出的“文化生产场域”理论，可将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等因素置于场域关系中，探索社会政策与在地文化的动态制衡关系。本研究运用场域理论进行乡村文化传承的分析，通过惯习、资本和实践的逻辑演变推导，更加综合地把握乡村物质空间之中的制度、社会、经济和生态问题。具体而言，本研究从乡村文化传承出发，将乡村文化生产场域划分为制度场域、社会场域、经济场域及生态场域，从不同的资本和惯习演变中挖掘场域滞后性问题。因此，与以往片面、线性的因果关系不同，本研究立足于一种动态多元的视角，从系统辩证的角度看待乡村文化传承与空间重构(图2)。

1.3?乡村文化传承与空间重构的理论框架

从场域理论角度出发，将乡村文化场域作为完整的网络体系来考察，场域既包含乡村空间的物质要素，也包含乡村文化等非物质要素。一方面，乡村空间作为场域基底，若对其进行改变破坏，其上层对应的社会关系、呈现方式、资本运作等非物质要素都将失去载体，场域内原有的人地关系将发生改变，进而导致空间秩序混乱。乡村文化的表现形式会随着基底替换产生结构性转变，原有制度、经济社会、文化纽带为适应新基底而改变惯习，同时惯习在适应中反过来改造基底，资本的进一步介入又会影响空间重构的结果。另一方面，乡村文化作为场域非物质要素的重要组成，其部分适应性转变虽符合了乡村文化消费的发展性诉求，但忽略了文化振兴的传承性诉求，使部分民俗文化的日常性、伦理性和社会性丧失，导致社会网络瓦解，文化认同减弱。在乡村文化场域中，乡村民俗文化的传承实践和空间重构行为往往会受到制度场域、社会场域、经济场域及生态场域的影响。见图3。

在文化传承过程中，村民基于民俗观念的实践行为与乡村社会文化资本密切相关，民俗活动潜移默化地赋予资本更多的社会文化属性，在乡村文化传承与空间重构的过程中通过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的调整争夺资本主导地位。随着乡村文化旅游的发展，人们意识到乡村文化在吸引乡村建设人才回流、带来新文化资本、指导行动者进行实践等方面的价值。异质行动者依据自身的行为惯习，参与各子场域中的资源争夺与资本兑换，变被动传承为主动传承，重构乡村文化场域。在这一过程中，场域内部与场域之间的权力关系变得复杂化，空间在异质行动者惯习构建中被不断生产，乡村文化场域在重构中产生一系列不匹配问题，进而推动乡村文化传承新模式的产生，催生场域新平衡。因此，原有惯习能否在新物质空间里适应决定了乡村文化能否得到有效长久的传承。乡村文化传承需要实现惯习和资本在文化场域中的平衡，乡村文化空间重构需要实现新物质空间的完善，从而达到乡村文化场域与新物质空间的高度匹配。

2?乡村文化场域的空间重构需求与路径

2.1?乡村文化场域的空间重构需求

为实现以乡村文化传承带动空间动态重构，需要明确乡村文化场域的空间重构需求。在信息时代，社交媒体大数据包含实时动态的时空信息、丰富的语义分析和明确的情感判断，通过分析社交媒体数据中非结构化的文本信息，能够反映社会公众对乡村民俗文化的感知，以及对乡村空间、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的情绪和认知。

本研究结合人口普查数据、统计年鉴及地方志等乡村基本信息，采用参与式观察法、问卷调查法及深度访谈法等方法深入了解乡村社会、经济、产业、制度、文化等基础信息，明确乡村文化旅游发展现状。同时，爬取微博、小红书、携程旅行及大众点评等社交媒体数据，通过词频统计了解现阶段乡村文化热度与文旅兴趣点，并通过文本信息中的公众情绪解析乡村文化场域空间的问题。通过对乡村基本信息、实地观察及网络数据的相互验证，结合场域理论进行深入分析，以期详尽准确地呈现乡村文化场域的空间重构需求。见图4。

2.2?乡村文化场域的空间重构路径

在乡村规划与建设中，以各行动者之间的资本关系和文化惯习作为研究基础，以文化传承为内生动力探寻乡村制度、社会、经济及生态场域的重构，最终在乡村社会治理、经济发展及环境改善等方面实现空间重构路径的落位，推动新时代乡村振兴与发展工作全面有效实施。见图5。

在非物质要素上，共同认可的乡村文化将赋能治理体系的良性共建。通过加强对村民文化教育的普及，能够形塑现代化乡村发展理念，并激发新时代乡村精英积极参与乡村事务治理。同时，应充分发挥乡村文化在经济上的推力，巧借网络塑造乡村品牌，以文化赋能乡村农产品与工艺品销售，拓展文化产品品类与销售渠道，积极引导乡村产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

在物质要素上，首先需重建文化与空间的连接纽带，从传统文化中提取特色文化符号并在乡村空间改造的过程中予以体现，增设公共活动空间与治理参与空间，鼓励村民更广泛地参与到乡村事务治理中来；其次，加快对旧空间基底的创新改造，推进闲置空间资源合理资本化利用；再次，落实村镇聚落体系规划，推动乡村区域协同发展，将功能相近的多个村庄纳入统一规划，形成“人口—土地—产业”的规模效应，以完整的乡村文化旅游空间体系带动整体经济发展；最后，修复和保护原生自然环境，秉承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加快低碳技术在乡村空间改造中的推广应用，推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乡村，实现乡村绿色发展。

尽管以文化传承推动空间重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乡村规划的合理化，但我国地域辽阔，乡村文化多样，不同地域文化所根植的自然与社会场域存在较大差异，不同乡村文化保存形式与程度不尽相同，同时也受到宏观政策、经济水平等因素的影响，这要求在规划工作中因地制宜，基于对乡村文化所处的制度、社会、经济和生态场域的合理认知来开展乡村建设与研究。

3?北京妙峰山镇乡村文化场域的空间重构实例

3.1?研究区域概况

北京妙峰山以庙会文化而闻名，有“中国民俗学发祥地”之称，在京津冀地区具有较高的文化地位，其影响力广泛辐射，促进了周边地区种类繁多、规模庞大的传统民俗文化活动的蓬勃发展。在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乡村文化价值逐渐变化，妙峰山文化曾一度面临衰落的挑战，但近年其文化活动再次焕发生机，展现出蓬勃复兴的态势。上位规划以文化与自然为特色，试图打造全域景区化旅游示范小镇。

妙峰山镇总面积为112.61?km ² ，土地类型以林地和园地为主。该镇设定的常住人口上限为1.06万，然而，目前常住人口与此上限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人口流失与空心化问题严重。在产业发展方面，妙峰山镇各村产业发展不均衡，第一产业经济效益低，传统农业种植收益少；第二产业基础薄弱，亟须调整控制；第三产业活力低下，产业空间资源未得到有效开发利用。

3.2?数据来源与分析

本研究借助爬虫工具共获取近3年小红书笔记660条、大众点评评论420条、微博文章97条及携程旅行评论68条。通过检索与分析发现，“民俗建筑与文化”“特色农业”“自然观光”等相关关键词出现频次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妙峰山镇旅游受众吸引点。除此之外，在从微博采集的数据中，“基层治理”“抗洪救灾”相关话题占据主导，这既反映了新时代乡村在高效治理方面的迫切需求，也体现了政策引导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针对数据量较为庞大的小红书与大众点评数据，本研究进一步进行文本情感分析，结果显示，妙峰山镇现阶段文旅建设受众满意度基本达到“满意”标准。在对负面情感的关键词文本进行统计后，可以看出雨洪灾害影响、疫情风险管控、道路情况较差、景区管理粗糙及村庄环境欠佳等是造成游客体验不佳的主要因素。

3.3?妙峰山镇乡村文化场域的空间滞后问题分析

在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引导下，妙峰山镇乡村的生活、生产、生态空间发生了分化，文化内生动力带动乡村肌理和结构重整，但乡村文化场域中的制度、社会、经济和生态场域的物质空间更新滞后。

3.3.1?制度与社会场域问题

在传统农业模式下，农业劳动力依附血缘纽带的特征以及生活、生产空间的分离，造就了“熟人关系”的社会网络和高度分散的乡村聚落形态。近年来，外部力量介入乡村并开始争夺在土地利用、资源分配与建设决策等事务中的话语权，乡村社会因此受到冲击，以传统人情关系维系的乡村社会场域与公共空间逐渐衰弱。

在非物质要素方面，产生新的惯习，即行政法治的管理体系逐步取代原有的人情社会，而村民仍保留着熟人社会的思维。除此之外，由于文化消费挤入乡村文化公共空间，旧的文化活动无法适应新的空间场所，从而导致乡村集体文化凝聚力日渐式微，传统技艺和民族价值观甚至面临传承困难。在物质要素方面，妙峰山镇原本的生活、生产空间正在不断向提供文旅产品与服务的资本空间转化。随着村庄中的年轻人前往北京打工，人口空心化不但导致了耕地、农房等空间的闲置，而且旧有的空间基地难以适应新型村庄交换信息和举行活动的需要，古庙、祠堂等传统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逐渐失去活力。与此同时，新的乡村公共治理的参与空间还未建立，村民缺乏直接参与乡村治理与决策的平台。

3.3.2?经济场域问题

伴随着妙峰山镇文化旅游产业的进一步发展，特色农业与民俗文化成为吸引游客消费的主要因素，大部分村民从事第三产业，乡村空间也在不可避免地资本化。然而，各方行动者尚未找到乡村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点和创新点，依旧采取较为简易的空间经营和产品销售模式。

在非物质要素方面，在庙会这一惯习活动上，经济性逐渐超过了宗教性。曾经庙会的举办者、参与者与组织者是香客，村民在庙会中的经济获益是被动的。但随着庙宇空间转变为文旅景点，香客和游客反而成为庙会活动的消费者，村民则转型成为主动获利的经营者，其创业创收的意愿是值得被关注和鼓励的。在物质要素方面，一方面，乡村空间的再生产滞后于物质空间的更新，原有的文化空间未能适应新受众的消费与体验要求，可利用的空间资源也未能完成资本化；另一方面，妙峰山镇的旅游开发模式仍以住宿、餐饮、景区门票等传统消费项目为主，具有特色的农产品在营销和品牌建设方面还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总的来看，妙峰山镇的文化资源虽然得到一定的开发，但是推动村庄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作用甚微，物质空间也因此停留在直白展示的开发形式上，缺乏与传统民俗文化的结合创新。

3.3.3?生态场域问题

乡村文化及物质空间特征都与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乡村原住民在与自然环境的长期互动中总结规律，形成了与其相适应的独特生活习惯，从而造就了地域化的风俗风情。然而，由于曾经矿产开发和雨洪灾害的影响，妙峰山镇的生态空间发生了改变。同时，外来行动者开始争夺乡村自然资源，打破了乡村生态场域中原生循环的规律系统。

在非物质要素方面，由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自然资本不断对立冲突，行动者由敬畏和信仰自然的文化观念向征服自然转变，原有风俗惯习受到冲击，最后致使长期形成的封闭自然惯习消失。在物质要素方面，过去村民小农经济的开发模式与自然环境形成了良性的互动，但资本的进驻以及无序的资源开采导致了一系列生态问题，如局部地区水土流失、永定河部分河段地表塌陷等。随着惯习模式的改变，欠合理的自然资源利用模式对生态空间和文化基底造成了不可忽视的破坏。因此，寻求自然空间资源的合理开发模式以及自然与文化共生发展的规划与建设模式是未来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需要关注的问题。

3.4?场域理论下妙峰山镇乡村文化场域的空间重构

3.4.1?以文化认同推动良性乡村秩序建立，重构健康的制度场域和永续的社会场域

建立各行动者共同认可的乡村秩序是保障治理有效和文化发展的基础。新乡风文明根植于旧乡土文化，因此在非物质要素的重构上，要从妙峰山镇的庙会文化、农耕文化中提取优秀部分并结合新时代发展理念形成新的乡风文明，力求在多方文化价值认同的前提下实现高效治理。在物质要素的重构上，不仅要创造村民活动中心、党群服务站等新的公共文化空间，还要修复如古香道、古庙等破败古迹，通过内部空间改造、周边环境整改及观光路径疏通等手段，再塑其场域影响力。除此之外，在城乡融合背景下打造如村艺馆、村史馆及艺术工作室等村民、文艺工作者和游客交流互动的空间场所，用乡村文化吸引广大青年回到乡村参与文艺创作，并鼓励村民向导游、讲解员身份转变，从而自发参与到村庄文化建设和传播的过程中。见图6。

3.4.2?通过文化创新激活乡村产业发展，重构高效的经济场域

丰富的文化资源是妙峰山镇经济发展的创新动力，规划要依据各村特色制定“一村一品”发展方案。在非物质要素方面，金顶妙峰山独特的文化IP可以赋能当地樱桃、京白梨及玫瑰等特色农产品的品牌打造，庙会文化也为多品类文化创意产品的打造提供了诸多可能。同时，妙峰山镇旧有的庙会文化活动对游客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结合庙会时间规律与各村环境特色，可以策划诸如登山探险、古道寻踪及庙会巡演等契合年轻受众喜好的特色文化活动，沿香道打造文旅产业发展轴，明确各村定位，整体提升妙峰山镇的文旅经济价值和品牌魅力。在物质要素方面，首先要盘活闲置空间资源，利用院落式的闲置农房打造特色民宿或农家乐，利用玫瑰与樱桃种植园等开展农业研学与种植体验等活动，从而实现空间资源的合理资本化。见图7。

3.4.3?在文化传承中修复乡村自然本底，重构和谐的生态场域

保护和修复妙峰山镇的山水生态格局有助于对乡村文化的本源探知和永续传承。在非物质要素方面，将新时代绿色可持续的发展观融入旧的山水崇拜的文化本底，加强对村民及游客的环保教育宣传，并推广乡村低碳环保的生产、生活模式与技术。在物质要素方面，首先要渐进式修复曾被采矿业破坏的自然山体和水体，加强对雨洪、山体坍塌等自然灾害的实时监测；其次，在保护的基础上寻求合理的开发，依托庙会古香道和妙峰山镇的山水形态打造特色的山间朝圣徒步、登山观光骑行和滨水休闲漫游等融合发展的文化景观空间；最后，京郊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生态保护的上位规划定位为妙峰山镇建设近郊自然教育与科研基地提供了可能，生态教育与体验空间将成为日后妙峰山镇乡村空间规划与建设的一大重点。见图8。

4?结束语

在新时期和美乡村的建设导向下，乡村文化逐渐成为激活乡村产业、吸引人才回流的重要抓手，驱动了文化引领的乡村空间重构，打破了传统乡村同质化的空间组织逻辑，促使影响空间结构的乡村机制、社会、经济、文化等非物质要素呈现方式发生改变。现阶段的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缺乏对于非物质要素的考量，忽视了非物质文化与物质空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动态发展的规律。同时，乡村物质空间改善都会涉及乡村制度、社会、经济、文化等一系列的新问题，容易产生空间重构的滞后和脱节问题。基于此，本研究借助场域理论，以北京妙峰山镇为研究实例，系统地剖析乡村文化场域中惯习、资本和场域的内在运行逻辑，结合社交媒体数据明确乡村文化场域的空间重构需求并提出优化路径，以期为实现全面动态的乡村文化传承与乡村空间规划提供理论依据。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本研究对妙峰山镇的乡村文化场域进行了深入剖析，但研究结论因受限于单一样本而存在局限性。因此，未来研究应致力于将场域理论广泛应用于更多乡村的在地性探索中，拓展探讨不同地区乡村民俗文化空间重构的场域重塑异同，从结构性认知方面着力推动乡村文化传承与发展，推进乡村振兴及韧性发展。

新媒体编辑：黄玉婵

审读：邓倩

终审：刘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