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卑微谦恭的学习态度

　　对日本人学习态度的第一体验，是从我当研修生时教他们包饺子开始的。到日本不久的一个星期天，我们两个’中国研修生想换换口味，自己动手包了一次饺子，并送了一些给接收我们研修的几个日本朋友吃。他们觉得好吃，还听说我们连饺子皮都是自己擀的，于是提出让他们的夫人跟我们学。我们也没多想，就答应了。但那几位日本主妇的学习态度，让我们大吃一惊，还觉得有点不安。因为她们竟然把我们两个并不擅长包饺子的南方人包饺子的全过程做了记录，我们随手抓的一把配料，她们也量化为“某某材料约多少克”，全部记下来。后来才发现，日本人就是这样学东西的：只要他认为你的某一方面比他强，哪怕你的地位很低，他也能放下架子，认认真真地学、原原本本地学。当然真正学到手后，他会进行改造提高，但在最初阶段，决不想当然，决不走捷径，决不学走样。刚开始作为农业研修生在果园劳动时，我的一些“走捷径” 的做法就被纠正过，虽然在我看来那样效率更高，但在他们看来操作规程必须遵守，尤其是作为来学习的研修生更必须原原本本地学。

　　日本的企业都有一套完整的学习培训制度，对员工培训的重视在一般人想象之上。他们的学习有一大特点，即重视在实践中学习，并且善于在实践中学习。我在日本读的是MBA，但在日本MBA并不大吃香。在国内MBA（尤其是EMBA）的学费比普通专业要高得多，MBA毕业后的平均年薪也比硕士的平均水平高得多。而日本不存在这种现象。首先，MBA的学费及毕业后的收入与其他专业没有太大的差别（实际上日本除少数职业外，大多数行业的起点工资都差不多，这在后面再谈），因为他们认为企业管理必须在实践中学，理论学习固然重要，但仅仅一个MBA学位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在国内有的人拿了一个MBA学位后，“跳槽”换个单位，立即收入翻番、身价倍增，在日本决无这种可能。其次，虽然日本人也自认为日本是一个“学历社会”，但日本对学历的重视，并不是简单地认为硕士比学士好，博士比硕士好，日本实际上认的是学校的牌子，即学历来自哪个学校。一个一流大学的本科生在就业市场上肯定比二、三流学校的研究生抢手。日本人强调“终身学习”，但并不热中于提高学历层次，他们认为，对于从事实际工作的人来说，本科文凭就够了，念博士根本没必要。名牌大学毕业的，说明他们素质高（当然也有人质疑），但不管哪个学校毕业的，就职后都必须按企业的要求，放下身段，从头做起，边干边学。

　　虚心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是日本民族每一次进步的起点，也将日本人卑微谦恭的学习态度体现得淋漓尽致。对中华文化的学习模仿自不必多言，就连一位有名的右翼反华分子也不得不承认，一翻开唐诗宋词，心中就升腾起一股乡愁，那是文化的乡愁，文化的根。直至今日，日本天皇的年号、皇族继承人的名字，都还是来源于中国典籍。比如，现在的年号“平成”，就取自《书经》中的“地平天成”和《史记》中的“内平外成”。我曾看过日本中学生的国语课本，发现他们初一就开始学论语和李白、杜甫了，最让我吃惊的是日本的高考竟然必考中国古代的文言文，我试着做过1999年的试题，很惭愧，没全对。我也问过借给我教科书的那位学生，喜欢学这些东西吗？他回答说，喜欢李白的诗，但对其他东西不大感兴趣，也没那么多精力去学，多花点时间学好英语更重要。由这位学生学英语的热情，我猛然想起了福泽谕吉在150年前的一声感叹。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甚至被某些人尊为日本的“思想国父”，著有《脱亚论》，其肖像至今仍印在日本面值最大的万元大钞上，他在1862年得知中国只有10几人能教英文时（当时日本已有500多人能胜任英文教师），说了一句：完了，清国完了。由此我又想起了当西方列强刚打开日本国门时，日本天皇交代国民的一句话：要象过去尊重中国人一样尊重西洋人。从那以后，日本开始了模仿西洋、“脱亚入欧”的进程。日本古籍《菅家遗戒》中最有名的论述是“和魂汉才”，在日本流传近千年，可明治维新后，马上出现了一个新词：“和魂洋才”，这个词汇至今仍广泛使用。可见，日本人的学习是有选择的，日本人的谦恭也是有前提的----你必须比他强。

　　3、内敛与张扬、传统与现代

　　1998年，初次踏上日本土地的我，以新奇的目光打量着周围的一切，可一开始却没发现什么能让我吃惊、让我震撼的东西。黄皮肤黑眼睛的面孔、方方正正的汉字，让我没有多少身处异国的感觉。但几天后参加的一次活动给了我全新的感受。那是当地的秋季“例祭”，即每年秋季举行的民间活动。我站在拥挤的人群中，看着几十人抬着“神舆”高声吆喝着走过来，当中有平日西装革履的公司职员、有文质彬彬的教师、还有头发染得五颜六色的“新新人类”，但此时全都换上了日本的民族服装，头上还缠着彩带，一个个早已汗流浃背却仍拼命颠着肩上的“神舆”，涨红着脸声嘶力竭地吼出一些我听不懂的日语。周围的人也大都被感染，一个个兴致盎然。这时，我才感到：我在日本，我在异国他乡。在摩肩接踵的人流中，我感到的是一种孤独。

　　在中日两国都有较长生活经历的人告诉我，一到日本，就有一种宁静、沉稳的感觉，连建筑物的颜色都以灰色调为主，与中国完全不同。而民间各种各样的“祭”，当属这宁静沉稳中难得的喧嚣。它的存在与变迁比较集中地折射出日本人身上的内敛与张扬、传统与现代。“祭”，源自祭祀活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 已经淡化了原来祭神的意义, 而被赋予娱乐、沟通的功能和内涵，成为一种民间节日。有的地方把“例祭”办得十分隆重盛大，还表演雅乐或以笛子、鼓等组成的演奏或伴奏。其实，不光是“祭”，日本还有很多传统文化遗产也都得到很好的保护和继承。我曾参加日本某县日中友协组织的到日本人家中客居三日的活动，主人一房地产商。他喜欢日本传统的曲艺形式----能乐，于是专门在附近的山上建了一座别墅式的“能乐堂”，有专业的舞台和布景，专门用于和当地的能乐爱好者切磋交流、自娱自乐。说到自娱自乐，自然就会想起日本人发明的卡拉OK。看到这些在八小时工作时间内一丝不苟、拘谨刻板的日本人在八小时之外的放松与宣泄，看到在高度现代化、高度西化的当今日本还保留着如此众多的传统元素，看到日本人在模仿、吸收之后的改进和发明，对日本人才算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二、从富士山谈日本的社会结构

　　富士山也可写做不二山（在日语里同音），海拔3776米，是日本第一高峰。我在2005年8月登上了山顶，同行的12人中一半中国人，一半日本人，领队是日本电通公司的职员，他两夫妇是登山爱好者，几乎每年都要登一次富士山。他告诉我，每年“电通”的新职员和新获提拔的管理人员都要登富士山。果然，我在离顶峰不远处看到了这家公司立的纪念碑。据报道，有一家公司还把对新职员的录用考试放在登富士山的过程中进行。

　　富士山是日本的标志，日本人也喜欢富士山，不少地方都把当地的外观象富士山的小山称为小富士。远眺富士山，呈完美的圆锥形。它是一座火山，现在的外形是大约一万年前的喷发形成的。最近的一次喷发是在1707年，但在1907曾因地震而引发喷火。

　　我在回国前的最后一个月登上了富士山，第二天下山后，泡在山脚下的温泉里，回望这座刚刚被自己征服了的山峰，再回想自己前后生活了两年的日本，心里别有一番感受。当时有个第一次见面的日本朋友问我，对日本社会的印象如何？我只简单说了几句，又觉得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过后当我一个人静静地望着富士山时，才发现，如果要找一个东西来比喻我心目中的日本社会，富士山倒挺合适。金字塔形的纵向的社会结构，也可说是富士山形；强调均衡发展与社会公平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就象富士山外观一样四平八稳；社会内部孕育的变革，则象这座休眠的火山一样有复苏的可能；强大的经济实力掩盖不住经济结构的弊病与漏洞，就好象远看线条完美的富士山其实遍布大小不一的火山熔岩，还有巨大的火山口。

　　1、纵向结构的社会

　　一位在日本农协工作的朋友从中国回来后，说起一件他很难理解的事。他到中国的一个县里考察，当地很重视，好几个领导在门口迎接他。他没想到，第一个被介绍并与他握手的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是分管农业的副县长，才30多岁，农业局局长、副局长都是40多岁，而全程陪他下乡的农技站长已是50多岁的人了。对于中国人司空见惯的事，他之所以惊奇，是因为在日本决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当然，日本也有少数年轻的政治家，比如30来岁的国会议员、30多岁的地方行政首长，但他们多是出身于“政治世家”，而且是通过选举当选的，故被称为“政治家”。而日本的“政治家”（主要指各级议会的议员和地方的行政首长，均通过选举产生）和公务员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公务员通过考试录用，又分为国家公务员和地方公务员的不同序列，国家公务员的最高职位是内阁各省的事务次官，而在这之上的政务次官（副大臣）、大臣等必须由国会议员担任，换句话说，他们属于“政治家”序列。而除他们之外，不论是公务员还是企业职员、或是社会团体的职员，其职务升迁必须讲资历。“年功序列”是日本企业的三大特色之一，即工资与职务均与为企业服务的年限紧密挂钩。提职时一般是在同等资历的人里选能力强的，而未升迁的人有可能被调整岗位，比如一些50来岁的高级别公务员会被安排提前退职，然后到民间团体或企业工作（在经济上一般没有损失）。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持上下级关系的顺畅。所以，几个日本人在一起，一般凭年纪大小就可判断其职务高低。

　　而且，日本人部下对上司的服从可以说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有一种心理上的天生的敬畏，而不仅仅是因现实的利益因素（比如怕被“穿小鞋”等）。一个社会人总是处于各种关系之中，日本人对纵向关系的重视明显高于对横向关系的重视。所以，这是一个论资排辈的社会，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一个纵向结构的社会。

　　2、注重平衡的社会

　　和日本人谈起日本社会，他们常会说起一个词：一亿中流。日语也是这四个汉字。意思是大约一亿日本人自认为自己的经济状况处于“中流”水平（日本人口1.28亿），与统计结果也大致吻合。日本国土面积小，比较注重经济的均衡发展，重视通过二次分配等各种手段使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不产生太大的差距。

　　我研修时在日本农村生活一年，留学时在东京生活一年，对日本城乡差距之小，感受极深。现在日本农村的大部分农户是兼业农户，除了干自家的农活外，还在公司工作，总收入当然不低；而专业农户虽然平均现金收入不高，但与生活在城市相比，有不少得天独厚的优势，其实际生活水准并不低。六年前接收我研修的五农户，三家是专业农户，两家是兼业农户，我感觉他们的生活质量甚至比东京的一些工薪阶层高。首先，这得益于日本政府扶持农业的一系列政策。农协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系列化服务，国家和地方财政都为农业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扶持，农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购买农用机械、引进新品种等都可申请补贴。其次，农村的交通、通讯等各项基础设施十分完备。比如，家庭汽车的拥有量远远高于大城市，弥补了地理位置偏远的不足。农村的卫生环境也非常好，不少农民的住宅整修得象别墅，没有农民在家里养猪、养鸡，只有养宠物。第三，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已经完全覆盖农村。我研修所在地的一所小学，若按当地人口数量衡量，只相当于国内规模很小的村完小，只有30多位学生，但却有10位老师，有高大的教学楼，有室内体育馆和游泳池。他们的理念是，不管孩子出生在哪个偏远农村，都有权利接受和东京一样条件的教育。只要是公立学校，条件都是一样的。第四，农村和城市一样都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农民也都享受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各种社会保障。

　　东京是全世界生活费用最高的城市，整体工资水平相应地比日本其他地方高，但也只有10-20%的幅度。而且，除了医生、律师等少数行业（都是需要高度专业知识的行业，而不是所谓的“垄断行业”）外，各行各业的工资收入没有太大的差别。日本各大企业的社长（即总经理）的收入高于普通员工的倍数也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在中国人面前开玩笑：我们日本在搞共产主义。2005年6月我在东京参观一家老人护理中心时，又听到有日本人这样说。日本从2000年开始建立了护理保险制度，目的是弥补医疗保险制度的不足。因为不少老年人并没有明显的疾病症状，只因身体衰弱而部分或完全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他们的护理费用，无法用医疗保险支付，有可能给个人带来很大经济负担甚至因无力支付护理费用而无法生活下去。护理保险制度实施后，年满40岁就要在缴纳医疗保险费的同时，缴纳护理保险费。到需要护理时，所有的护理费用个人只须承担10%，其余部分由护理保险基金和各级财政按规定比例承担。护理项目非常多，包括定期上门帮助洗澡等等。我在那里还看到了常年住进护理中心的老人，收费标准是每月50万日元（日本工薪阶层的平均月薪是40万左右），如果没有保险，很多人负担不起，但参加了保险则人人都能承受，因为领到的养老费比个人要承担的护理费高。

　　3、孕育变革的社会

　　日本人大都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但对于具体的政策，一般人不大了解。六年前接收我研修的一农户告诉我，在接触中国的农业研修生之前，他一直以为中国的农村还在搞人民公社。尽管如此，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进步、对中国今后的发展前景，他们感到羡慕甚至感到一种压力。大部分日本人也觉得日本社会需要一定的变革，不能再象最近十几年这样停滞不前，但一般人又说不清该怎么变，似乎也没有什么比较一致的意见。

　　有两件事我印象很深。一件是，在我研修结束就要回国时，下一批研修生的赴日手续因日方的原因还没办好。接收研修生的农户很着急，因为新的研修生不能及时来，我们走后空下来的公寓，他们还要照付房租。当时日方负责接收我们研修的社会团体负责人是某个在野党的国会议员，一农户就此大发牢骚：××党就是不会办事。并转身对我们说：就好象你们中国不能没有共产党一样，日本还是要靠自民党。后来也是从他们口中知道，自民党对农业政策的重视、对农协组织的重视，说到底，是对农村选票的重视。另一件是，2005年8月8日，小泉因邮政改革方案被否决而宣布解散众议院，我们在郊游回来的车上听到这一新闻，开车的日本朋友深深地叹了口气说：干脆换个政党做做也好，日本不象中国，中国一定要共产党这样有权威的政党才行，日本没关系，在九十年代就出现过其他党派执政，也没出什么大问题。

　　在历史上，明治维新和二战后的改革的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日本。而最近十多年来，日本政治家虽然也提出了种种改革设想，但不论是冠以响亮名称的“平成维新”也好，还是现在的所谓“小泉改革”也好，在老百姓看来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具体成效乏善可陈。对于经济体制、经济结构上的一些深层次问题的解决，虽然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有些问题积重难返，普通国民已失去了等待的耐心和关注的热情，他们目前最关心还是年金等有关社会保障政策的调整，因为这最直接地影响每个人的切身利益。

　　但不管怎样，日本社会需要变革、正孕育变革、也逐渐发生着一些变革。这几年，我的几位在农协工作的日本朋友，他们的名片，他们的通讯地址等，几乎一、两年就变一次，有的只是因为基层农协的合并而使单位名称发生变化，有的是内设机构的调整，有的则因人员的大调整而调动了工作，到别的地方去上班了。日本农协，这一对战后日本的农业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并有相当政治影响的机构，在新的时期也面临许多困难和矛盾，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

日本各项政策的调整和新政策的出台，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就是酝酿时间长、研究论证较充分，而且从政策公布到实际执行有一个很长的“缓冲期”，能够把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周到（当然这也要付出降低效率的代价）。比如，我第一次到日本时，问一个人，日本的学校每周休息几天，他回答说，因为自己家里没有孩子上学所以搞不大清楚，政府是在几年前就公布了学校也要实行周休两天的制度，但到底何时开始实施他记不清，反正要等好几年。后来有人跟我解释，因为这涉及到教学方案的调整，必须有几年的准备时间。又如，2005年日本通过了新法律，调整离婚后夫妻双方对于养老金领取权的分割办法，但要到2007年4月才施行。由于新的分割办法明显对女性有利，出现了不少原准备离婚的女性推迟离婚的现象，甚至有人推测2007年后日本将爆发离婚潮。政策的调整和新政策的出台还有一特点，就是一般不进行“试点”，一旦确定即在全国实施，包括护理保险制度的建立等都是如此，我分析这一是因为国家小，二是为体现公平，当然也需要财力保证。

　　三、从靖国神社谈日本的历史与未来

　　臭名昭著的靖国神社离我的学校只有三、四百米，建筑布局呈东西狭长分布，就在大街旁，我从地图上按比例尺计算，长约600米，大部分地方只有100多米宽，但西部有200多米宽，参拜的本殿和资料馆等主要建筑都在那里。最东边的正门是个大牌坊，南面还有侧门，也都是开放式的，站在大街上就能看到里面的一部分。在那附近呆了一年，发现一年中最热闹的是两个时候，一是春季樱花开的时候，靖国神社是日本人赏花的景点之一，靖国神社的“春季大祭”也在那时举行。再就是8·15战败日（日本人称为终战日），尤其是2005年的“8·15”，上演了一出20万人参拜的闹剧。一些反对参拜的游’行群众还与为参拜造势的右翼团体发生了冲突。关于靖国神社、关于历史，日本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1、无法化解的死结

　　如果一定要用最简洁的语言来表述大多数日本人对历史的态度的话，我觉得只有一个词：暧昧。当然，也有很多例外，有的人表现出难得的清醒与良知，有的人则信口雌黄、颠倒黑白让人无法容忍。

　　作为农业研修生在果园劳动时，一位80多岁的老人常和我们在一起。认识没几天，他就告诉我们，战争期间，他在中国呆了11年，但战争结束后就再也没去过中国。那时，口语不好，很少主动和他说话，他的话也不多，总是三言两语地问现在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听了我们的回答后，就默默地想着什么。他说话最多、也是我最难忘的一次是和我分析为什么日本经济能在战后迅速崛起，他认为这首先得益于日本在战后从军国主义转向和平发展。他说，你们中国如果没有强大的军队就会被别人侵略，日本就没必要，日本没资源，没有人会来侵略日本,所以日本不应该把钱花在军队上。他还说，世上最糟糕的事就是打仗，千万别再打了。打起仗来，最苦的是老百姓，战火中的老百姓比军人更苦。平心而论，他对经济问题的分析是肤浅的，但他对侵略战争罪恶的认识却是深刻的。虽然他没有开口说道歉的话，但从他的谈话中，从他对中国研修生的关心照顾中，我们能感受到一个侵华老兵在战后的反思和醒悟。

　　2005年7月，一位日本朋友向我讲述了他父亲五兄弟在二战中的遭遇。最幸运的算他父亲，战败后马上从中国回日本了，有两兄弟分别战死在马来西亚、中国，还有两兄弟在中国东北被苏联红军俘获，押往西伯利亚，多年杳无音讯，直到最小的叔叔从西伯利亚被释放回国时，才知道另一人已死在西伯利亚集中营。他至尽仍记得小叔叔回到家时，一家人抱头痛哭的情景。如今六十多岁的他，工作之外的时间都花在慈善事业和日中友好交流上。可第二天在他热情地带我与当地的几个正在打门球的老人见面时，一个老头第一句话就问，你们中国政府为什么一定要反对参拜靖国神社？还没等我反应，陪同的人马上转换了话题，事后还向我道歉，同时也向我说明，确实有这样的日本人，在这个问题上无法理解中国的立场。

　　我在日本的一个网站上申请了个人主页，主要是把关于中日农业及文化比较方面的一些感想等以日记的形式放在网上交流。在我的网页上留言的日本人很多，绝大多数都是鼓励的话，还有人留下电话号码等联系方式希望交朋友。但有两个例外，一次是由于我的一篇文章（比较日本的武士道与欧洲的骑士道）中提到近代日本发动的战争都是侵略战争，有一日本人不服气，在我的留言板上粘贴了大量的“史料”，辩称日本发动的战争不都是侵略战争，有的是从欧洲列强手中解放殖民地的“解放战争”，说我在侮辱日本。另一次是2005年4月国内爆发反’日游’行时，有日本人留言：支那人、朝鲜人、韩国人滚出日本！

　　2、无法回避的现实

　　对于历史，普通日本人到底抱什么态度？以我的观察和理解，大多数人知道并且承认日本有过那么一段侵略历史，但大多数人对那段历史又了解得很少（或者了解也不愿多讲），而且，不少人似乎不大愿意去深究那段历史，似乎希望就这样让它成为过去，不影响他们现在的生活，一句话：态度暧昧。尤其是在少数右翼分子的煽动下，对于中、韩等国家的正当要求，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不大理解甚至不耐烦。例如，对于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虽然今年以来反对的人超过了支持者，但反对小泉继续参拜，并不表示他们都认为参拜靖国神社是错的。不少人只是认为小泉作为首相应该通盘考虑、权衡取舍，犯不着为这件事激怒中、韩而影响日本的根本利益。很多反对小泉参拜的日本人，自己却在继续参拜。

　　在纪念二战结束60周年期间，日本NHK直播了一场长达3个半小时的对话节目，主题是日本应该如何看待历史，如何走向未来。参加节目有社会名流，也有普通国民，还有中国、韩国及东南亚国家的在日人员。现场气氛十分热烈，日本人之间也有完全相反的观点。但在整个节目过程中，为侵略战争翻案、狡辩的言论总是引来最热烈的掌声，让人怒火中烧，心情沉重。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人的发言。最精彩而且连在场的持右翼观点的日本人也难以反驳的是日本前驻美国大使，他的话很简练，但高屋建瓴，逻辑严密，是我印象里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最清醒、最深刻的日本人之一。最“坦率”、最让我“大开眼界”的是在场的一内阁大臣，除了为右翼教科书狡辩外，他还解答了几个年轻人的疑问，为什么教科书里有关于二战的内容，而他们印象里历史只讲到明治维新。这位曾担任过文部大臣的现任内阁成员做了解释，大意是说，因为“日教组”（即日本教育工会）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太深，如果让这样的老师讲述近代历史，会误导下一代，所以日本的教育行政机构早已形成了一个共识，不讲授这段战争历史。

　　所以，日本学生想真正了解这段历史，只能靠自学。由许许多多类似的事例出发，我们就比较容易把握日本现在的社会环境，从而对一些现实问题的成因与走向做出科学判断。

　　韩国总统卢武铉在一次演讲中说，与日本这样的国家为邻，是韩国人的耻辱。面对一些日本右翼分子的言行，中国人同样满腔怒火、义愤填膺。但仅有愤怒是不够的，而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过激反应，不仅不解决问题，甚至正中一些右翼反华分子的下怀。作为一个家庭，有可能像“孟母三迁”一样为自己选择好邻居，而作为一个国家，则别无选择，必须直面各种各样的“邻居”，不能回避现实，也不应激化矛盾。无论你如何痛恨它当年的侵略暴行和今日的翻案丑行，你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邻居”，而且是一个重要的“邻居”。越是愤怒的时候，越要保持清醒和理智。越是危险的对手，越要研究它、学习它。对于罪犯，尚且要研究犯罪心理学，对这样一个国家，不做研究，仅凭义愤，能解决什么问题？不真正了解对手，只有豪言壮语，没有制敌的本事，不仅战胜不了对手，相反，只会让对手耻笑。在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近80年前初版的《日本论》又成了畅销书，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们对日本研究的不足。我认为其中的一段话，在今天似乎仍有现实意义：“‘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地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功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做‘思想上闭关自守’”。在某大学的BBS上，就有学生问我，学什么不好，要学日语？去哪里留学不好，要去日本？

　　3、无法预知的未来

　　这个小标题似乎有点悲观色彩。对于今后的中日关系会出现什么样的困难和波折，确实无法预知。但我对中日关系的最终走向是乐观的，这种乐观首先来自于对中国发展前景的乐观，其次来自日本国内的不容忽视的和平力量。倒是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在谈及日本的未来时，常常流露出悲观和宿命的看法，认为未来无法预知。

　　对于日本政治出现的保守化倾向和少数右翼分子的嚣张，普通的日本国民缺乏应有的警惕。虽然不赞成右翼分子的主张，但认为应保障他们的言论自由。对于政坛的向右转，不少人还认为是应该的，认为战争已经结束60年了，日本不应再背负战败国的包袱，而应当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不少大众传媒也有逐渐右倾化的趋势。

在与一些普通日本人的交谈中，既可看到他们对一些问题在认识上的简单幼稚甚至错误荒谬，也可看到他们对和平的渴望。即便是一些在历史问题上认识模糊的人，在和我争辩的同时，也很认真地对我们说，绝对不能再打仗了。有一位朋友，很认真地问我，你在日本呆了这么久，你说日本还有可能打仗吗？他不等我回答就接下去继续讲他的观点。在他看来，只要是了解当今日本实情的人，就肯定认为日本再也没有发动侵略战争的可能。对他们的这些看法，我当然不能赞同，但不能否认的是，大多数日本国民渴望和平、反对战争的心态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时常很自然地流露于言谈之中。

　　我们将面对一个怎样的日本？我个人认为，首先，是一个历史认识态度暧昧的日本。不要幻想它能象德国一样真诚认罪。战后对两个国家的改造政策完全不同。历史走到了今天，再做过多的假设已经毫无意义。在有关历史认识等原则问题上，我们应该丢掉幻想，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其次，是一个逐渐走向“正常国家”的日本。二战已经结束60年，日本等国家从“战败国”走向“正常国家”的进程，人们可以延缓它，但无法阻止它。这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对此，应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及应对措施。第三，这是一个和平力量与右翼势力并存的日本。日本今后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二者之间的较量，当然也取决于国际社会对它的影响。

　　如何面对这样一个日本？首先，在原则问题上不能退让，要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其次，在应对一些现实问题时应灵活而讲究策略，讲求实效。要站在历史的高度看问题，谋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要从世界范围内激烈竞争的角度看问题，要有更加宽广的视野，要认识到我们的竞争对手不只一个日本，不能以小失大，更不能用对方的错误来惩罚自己，以至影响发展步伐。第三，重视民间交往，培养互信的基础。既要看到右翼势力的抬头，也要看到和平力量的强大。第四，加强对中国青少年一代的教育，要树立正确的历史价值观，热爱自己的祖国并且知道如何最有效地为祖国的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面对日本这样一个国家，我们确实无法准确预言它的未来；但面对充满变数的未来，我们中国人必须有所思考、有所准备、有所作为。

　　后记：为什么写这篇文章？

　　利用回国前的最后几天时间写的这篇文章，在回国后给几位朋友看了一下。有的评价过高，让我受之有愧；有的直言不讳，指出文章有美化日本之嫌。我觉得有必要把写作动机做一个简要说明。

　　首先是因为我觉得国内不少人对日本的现状不够了解。由于日本不能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历史，再加上在领土问题（包括东海石油问题）上采取强硬措施，中国政府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得到了全中国人民的支持。国内媒体有关日本的报道自然也是以此为重点，这是理所当然的。但这种现象长期持续，也造成国内群众对日本其他方面的情况缺乏必要的了解。其次，我所看到的有关日本的个别文章内容不够客观，尤其是分析不够深入。比如关于今年日本国内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比例高于支持者，有的报道就是以此为标题，然后简单地介绍有关数据，却没有做深入分析。这就有可能使国内读者产生误解，在此问题上盲目乐观，缺乏长期斗争的心理准备。还有极少数文章，或许是作者担心被扣上“亲日”的帽子，而简单迎合国内读者心理，读者希望看到什么，它分析和预测的结果就是什么。对于中国人不愿看到的情况，或视而不见、或语焉不详。

　　由于上述原因，许多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存在偏差。首先，对日本右翼势力抬头、整个社会右倾化的成因及今后还将更加严重的发展趋势，缺乏了解。既不了解日本“向右转”的文化背景、历史渊源、国际环境及国内因素，也不了解现状的严重性、斗争的长期性。少数人甚至因此不理解中国政府的对日外交政策，认为是中国的对日政策不够强硬造成日本右翼势力的嚣张，幻想通过情绪发泄式的强硬行为迫使日本右翼势力低头。其次，对于日本在二战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缺乏了解。大多数人虽然知道日本经济发达，但哪些方面值得借鉴、哪些方面不能照搬，却不大了解，或是不屑去了解。第三，对当今普通的日本人缺乏了解。对日本人的理解仍局限于好战、残暴的一面，不了解和平时期普通日本人的心理特征。当然，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是由于日本右翼势力的顽固不化造成的，但我们应当了解大多数日本人的真实心态。第四，就日本而论日本，没有看到日本的现状成因及未来走向是与国际环境密切相关的，中日关系的调整和发展也是与国际环境密切相关的。中日双边关系只是国际政治经济大格局中的一环，必须放在这个大格局中审视和谋划。

　　正是基于上述思考，我写了此文。限于篇幅，对于大家比较了解的问题，我写得很少，一些常见的原则性的话，也重复得很少，主要是真实记录自己的见闻和感受，想引发大家对一些问题的再思考，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政府对日方针的正确，少数人的不理智言行虽然出于爱国热情，但却达不到好的效果。

　　在未来的竞争中，中国不能再输给日本，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心愿。要达此目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建设一个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强大的中国，并且让中华文化成为世界的强势文化，在构建和谐世界的进程中，发挥强大的积极的影响力。这样的胜利，才是真正的胜利，是每一个对手都不得不叹服的胜利。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儿女，应当有与之相应的胸怀和气度、眼光和视野、智慧和韧性。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这样的民族。

　 作者：中华儿女当自强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儿女，应当有与之相应的胸怀和气度、眼光和视野、智慧和韧性。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这样的民族。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儿女，应当有与之相应的胸怀和气度、眼光和视野、智慧和韧性。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这样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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