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辞旧迎新之际，三大贺岁电影《赵氏孤儿》、《让子弹飞》、《非诚勿扰2》同步上映，占领了节间国内文化消费的主市场。三部电影时代背景由远及近，风格故事迥异，讲述故事的方式也各不相同。但是，三大贺岁片期望引起广泛共鸣、追求高额票房的目标肯定是一致的。我们知道，决定一部电影成功与否的要素很多，但最核心、最本质的还是电影本身的思想性。由此，三大贺岁片的思想性水准也就有了相对可以比较的基点。



《赵氏孤儿》的思想性过于宏大。作为中国古典四大悲剧之一的“赵氏孤儿”，集中了“忠义”与“复仇”两大传统主题，“忠义”思想非常中国化，是中国传统“仁义礼智信”儒家精神的核心；而“复仇”则更西化，从古希腊神话开始到圣经中的一个个故事，复仇就是西方古典文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因此，《赵氏孤儿》也是最早被介绍到欧洲的中国戏剧：英国剧作家威廉赫察特将纪君祥的汉杂剧《赵氏孤儿》改编为《中国孤儿》；1775年，法国思想家、文学家伏尔泰也将其翻译成《中国孤儿》在欧洲流传，产生了一定影响。“赵氏孤儿”具有一定历史依据。在《左传》中有较为简单的记录，讲的是发生在春秋时代晋国朝廷的一次重大政治斗争。后来京剧等多种传统剧目都曾演绎过这个故事并不断丰富了故事框架。2004年，北京人艺和国家话剧院又分别将其搬上了话剧舞台。

但是，“忠义”与“复仇”主题太大，展示的价值观也过于宏观，期望演绎出创新的角度难度可想而知。陈凯歌用电影的形式，试图探寻“忠义”与“复仇”背后的人性深渊，期望表现“忠义”背后有冷酷与惨烈，“复仇”背后亦有迷茫与虚空，其愿望还是值得赞赏的。但个人的认识水平和能力毕竟有限，价值观更存在着现代利益观局限，因此，故事的内在逻辑不够顺畅，表现在电影中，存在上下两部分人物在品质和性格上出现了人为痕迹较重的脱节，故事发展缺乏合理的铺垫和过渡。


　 《让子弹飞》的思想性过于夸张。中影集团总裁韩三平点评该片“有看头、有说头、有想头”，其实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这个电影的主体承载量期望值巨大。按照姜文的初衷，似乎每一个情节、片段都应该说明一些问题。《让子弹飞》的外在主导思路是给观众提出了一个跪着挣钱还是站着挣钱的有意思的命题。马师爷是信
奉跪着挣钱的典型人物，他认为别管跪着站着，能把钱挣到就可以了，没有什么比挣到钱的现实结果更重要，而马师爷最后却死惨在钱堆子里；黄四郎是邪恶的化身，既是辛亥革命的受益者，也是当地的实际掌控者，贩卖烟土和人口，无恶不作，最要命的是，从老百姓的歌谣中能够看出，此人非常极端，一块钱他要九毛，甚至全要，典型的为了利益不择手段；而张麻子是正义的化身，偏要“既站着也还得把钱挣了”，具有浓烈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和理想主义情结。在利益面前，各方尽情表演，剧情跳跃变化，主题、子主题、孙主题随着画面和语言一个接着一个在表现，嘲讽既具有时代宽度，领域也涉及方方面面。容量真够大的！有些难为姜文了！

《非诚勿扰2》的思想性过于理想。影片开篇的“离婚典礼”和结尾的“人生告别会”两场荒诞至极的段落遥相呼应，构成影片主题的框架。冯小刚曾阐述《非诚勿扰2》有两大主题，一个是关于爱，一个是关于死。这两个段落就是为了提供一个不同角度来奏响这两大主题的。能想出这种别具一格的，极具逆向思维的表现方式，显然是一种智慧，能够在这种荒诞的设定中又让剧情的发展符合观众的逻辑，显然需要创作者拥有对生命本质的深刻理解做支撑。创作者似乎在强调一个相当严肃的观点：生命应该是有足够尊严的，不论爱还是死。创作者在立意上和表现方式上都进行了大胆而富有想象的创新，同时，在创新过程中展示了自己理想主义的思维境界。

　　

2010年中国电影的票房收入突破了100亿元人民币，这也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在文化创意产业蓬勃发展的今天，在人们更加强调精神需求的背景下，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和作品的思想性也许就是产生价值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