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书室文脉流长

书室亦是历史建筑中很重要的一环。新界的五大族中。邓、廖、文、彭等族都很重视功名，鼓励教育，各设有书院、书室等多间。据罗香林教授研究，香港最早的书院是邓符协所建的力瀛书院，比广东有规模的书院更早成立。

书室与祠堂

一般而言，书室的建筑布局与祠堂颇为相似，通常都在正厅中间摆放祖先牌位，学生每日都上堂前敬拜祖先，成为教育的一环。在一些乡村，村民用宗祠兼作书室。

万石堂

曾用作书室的万石堂建于干隆十六年（一七五一年），是上水廖族的宗祠，在一九八五年曾重修，是本港保存得最好和最具规范的客家宗祠。廖氏先祖廖刚及四个儿子都在宋朝任官，各得官禄二千石，合万石，此宗祠以万石堂为名以作纪念。因当时科举考试没有客家籍，廖族便入籍本地，并以此祠作书室，鼓励族人考取功名。堂内部的屋脊、柱础、板门、梁枋及构架等的出处均可远溯至北宋年间建筑法式，很有历史价值。

觐廷书室
位于屏山邓氏居落中，属南方合院式建筑坐东向西，与附近建筑物的方向相仿，相信是风水之说所影响。有左右对称的中轴，其平面为九室式布局，采两进式，前低后高，前进是门厅，后进是正厅，安放祖先灵位。中央天井的左右有厢房，为读书的地方。邓族又在书室旁加建另一清暑轩，由一道圆形的月门与书室相连。整个书室屋顶是硬山式设计，有雕刻精细的木架结构，楼下的木楼梯扶手亦细致玲珑，到处可见富民间意味的装饰。楼上和楼下的房门的拱形门罩更糅合中西建筑特色，可见此书室与大夫第及广州西关区的建筑一样，受外国文化的影响。


二帝书院

也是二进式，是典型的南方乡村建筑，以青砖及夯土建成，建有围墙，围墙两端均有出入口，正门建于两厅堂之间，间隔是开敞式的，无门，但有漏窗通风，漏窗的花式颇精致。书院前的一进中有麻石檐柱，承托人字硬山式屋顶，屋脊并无装饰，非常朴素。除了修习文书的地方外，其庭院更用作教授武术，是为一大特色，时人称之“白石巷”，入学的学子亦尊为“白石巷弟子”。

建筑特色

这些本港前代建筑，是属于中国南方农村的传统形式，即天井的南北方向没有墙或门与天井分隔，以便通风，一般为单层建筑或附带阁楼；院子不大，呈窄长形；房子正面一般颇狭窄，深度长而楼底高，深度是房子阔度的3至4倍。阔度所以小，相信是受清代税制影响，因以房子阔度厘定税款多寡，居民为求增加居住空间又不用多缴税款，遂只深度上加长。材料方面，多以青砖作承重墙，另有土墙和沙砖墙，外加白灰。较具规模的祠堂、书院才用木架梁。一般屋顶为仰瓦灰梗或用阴阳合瓦的营造法。这些建筑的平面、立面和剖面都有一定的规律和比例，可见民间工匠对鲁班尺的广泛应用。

港九庙宇宗教多元

一八四一年英国占领香港岛后，大量与中国经商的外国“洋行”纷纷从澳门迁来，政府及洋商等的移居带来许多西洋建筑，港岛的村落面貌为之改观，其后九龙半岛亦然。香港开埠初期，政府并没有全面的规划政策，一切建设均以洋商、英军及政府行政方面等的需要而考虑，华人的住宅都局限在荷里活道和太平山街一带；当时的华人社会的地位低下，生活艰苦，除庙宇外并无可观的建筑，其逐渐衍生成型的旧式唐楼，设计上弊病甚多，而基本必需的公共建设亦每每得不到政府应有的安排。

天后古庙

当年港、九市区内的华人住宅今已差不多全部消失，而庙宇方面，有些却保存完好。现存者规模小的只有二进，但大部分由院落组合而成，例如铜锣湾的天后古庙。此庙建于清干隆年间（一七三六至一七九五年），为中国南方四合院式建筑，第一进为前殿，第二进是正殿，中隔天井，但天井加建了上盖而成为香亭。香亭的两侧是左右偏殿，中部两个天井分别供奉青龙及白虎。中国传统的庙宇甚少采用这种平面布局，但本港庙宇中却很普遍，是为一大特色。又此庙因建于山坡，以致台基较高以合坡度。庙宇由传统的梁柱结构而成，各处细部装饰都很讲究，大门的左右墙头以及山墙都有壁画。

除了铜锣湾的天后古庙外，港九各处保留下来的中国传统庙宇建筑，尚有上环文武庙、铜锣湾的莲花宫、湾仔的洪圣古庙和北帝庙等多间，反映了宗教多元性及其在建筑上的反映。新界及离岛亦有许多大小不同、历史悠久的传统庙宇。这些庙宇能保存下来，一是由于民间需要，二是英国人对港人文化传统表示尊重而采取的怀柔统治手法的结果。

西洋建筑：见证百年殖民历史

殖民统治时代，本港建筑经历了照搬英式建筑、英人在港设计和中国式西洋建筑等时期，其中后者具有结合外国和本地文化的设计思想，可惜因战乱等原因，未能延续下去照搬英式建筑

英国占领香港后，建筑式样明显受到外来的建筑风格影响，并逐渐形成一种特殊的式样。最先出现的西洋建筑其实是临时性的席棚，以商住两用如货仓般的建筑为主，稍后才建成砖房，又有作军事物业的。英国人安顿后才逐渐兴建有规模的西洋建筑物，除了个别例子外，都照搬当时英国的模式稍作更改而建成，可以看到各种风格的混合结果，即所谓“折衷学派” ，除哥德式外，还有古典主义、文艺复兴式等。督宪府、旧三军司令官邸、拱北廊和泄兰街的雍仁会馆（一八六○年已拆）都是典型的例子。

督宪府（现礼宾府）：始建于一八五一年，一八五五年落成，由当时第四任总督宝宁爵士入住。

一八九○至一八九一年间，大楼旁加侧翼。香港沦陷时，日本人藤村正一曾将大楼全面改建，并加盖了一座塔式建筑，把大楼与侧翼连成一体，才成为现今模样。最初大楼的设计仿效英国乔治亚时代建筑，十分工整和对称，其深洞阳台有良好的通风作用，南北向的楼面有一列爱奥尼克式柱廊。加建的副翼没有原先大楼那么对称，南北正面的中央为希腊式的三角山墙，向南的外面全为柱廊式的阳台，此楼亦是楼高两层及设有深阔阳台。

旧三军司令官邸

又称旗杆屋，即今日茶具文物馆，也是典型的带殖民地色彩的建筑。它建于一八四四至一八四六年，属乔治风格，外形简朴，融合了功能、地位、气候和政治形象的考虑于一体，它的设计源自英国著名建筑师琼斯所设计位于格林威治的皇后大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破坏而曾予以重建。今天整座旗杆屋都涂以白色，而屋顶则为黑色，走廊及柱都是多立克式及爱奥尼克式的设计。但它早期的色调控制了整座建筑物的色彩以至风格，由海水绿、天蓝及橙红色组成，反映了开埠早期欧洲人对香港气候的观感：炎热、海风和阳光，这三种颜色倒构成和谐感。在侧面的入口设有石狮子，据说用来辟邪，可说吸收了中国文化。屋前面有扇形的窗，客厅中有个维多利亚时代式样的火炉，洋溢一片欧洲情调。

英人在港设计约一八六○年代，始有英籍建筑师在香港执业，此后本港的西洋建筑以古典复兴式为主，即欧洲在十七世纪至二十世纪初所流行的一种建筑形式，它是重新组合各种流派，如哥德式、文艺复兴式、巴洛克式等各种形式的综合风格，例如旧上环街市（今之西港城）、位于高街的旧精神病院大楼（现已重建为一幢设有社区会堂、单身人士宿舍和多项社会福利设施的政府综合大楼）等。前者以红砖建成，中央有玻璃屋顶，此种建造技术是维多利亚女皇时代工业革命的成果。后者是两层的砖屋，仿如英国十八世纪的建筑风格，但却有中国式的瓦顶。其向北的正面工整对称，有仿似文艺复兴早期的朴素设计，以麻石建成的外墙，又有美国十九世纪建筑师理查逊的浑厚风格，非常独特。

另一些建筑物如旧最高法院（今立法会大楼）则带有希腊复兴式的风格，它于一九一二年落成，是本港第一座由英国较有名气的建筑师韦柏所设计的重要公共建筑。其廊柱为爱奥尼克式，显得庄重稳固。正面中央山形墙的屋顶，有手执天秤、蒙上双眼的女神石雕像，象征公正平等的法治精神。

带殖民地色彩的建筑中亦包括有一些宗教建筑，例如一八四九年完成的圣约翰座堂。它的设计本是哥德式的，为迁就材料及技术而改成简单的诺曼式，显得浑厚重拙，没有哥德式的玲珑通透。钟楼因经费不足，至一八五三年才完成，而圣坛部分又在一八七三年扩建时加长。它的平面布局为十字形，但十字形中央没有传统的高楼。最大特色是其屋顶的锯齿围墙，修长纤窄的尖顶窗和支撑瓦屋顶的大构架。哥德复兴式设计在十八、十九世纪的英国及欧洲其它国家是很流行的建筑风格，因为当时鼓吹恢复中世纪的宗教情操及生活方式，以致无论天主教或基督教的教堂都以此风格表示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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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二十世纪初，外籍人士所带来的外国建筑风格在布局和外形设计上主要是追随英国式，但可以见到十九世纪欧洲折衷学派的建筑风格和某种程度上也受澳门的葡式建筑影响，就本地技术、材料、气候及文化等因素而有所调节，凡此种种都充分表现了殖民主义色彩。到了二十世纪，国际的建筑重点已由欧洲转移到美国，欧美的建筑都迈进国际主义时代，主要受十九世纪中期美国芝加哥建筑师沙利文等的影响，利用钢架结构建造高层建筑，又配合电动升降机、电话、空调等的使用，走向商业化及科技化，大大扭转了原来的复兴主义与折衷学派的潮流。这种建筑风格后人称之为芝加哥学派，要到一九三○年代才引入香港。

中国式西洋建筑

香港在一九二○年代及一九三○年代中的经济发展颇为繁荣，出现相当特殊的中国式的西洋建筑，即在钢筋混凝土结构上加上中式外观。这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中国第一批念建筑的英美留学生如梁思成和他的夫人林徽因、杨廷宝、朱彬、周颂声、吕彦直、范文照等人，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成返国，他们受西方建筑的教育，但致力于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筑，刚巧又遇上国内“本色神学”的推动，带来融合中西文化的教堂建筑设计。香港尚存的铜锣湾圣玛利亚堂、九龙城圣三一堂，香港仔天主教修院及钻石山的信义会等都是受此风气影响而产生的。这些教堂建筑都以西洋钢筋混凝建造，并采用西方普遍使用的红砖作外墙，但混合了斗拱、雕梁和红墙绿瓦顶等中国宫殿、庙宇的古典建筑元素，并带有中国式的飞檐、斜顶及装饰图案等设计特色。可惜随着日本侵华和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变，这类型的建筑就没有发展下去。虽然这几座教堂建筑历史不算悠久，但却标志着本地文化和宗教上的一种特色。

现代建筑：迈向现代化的标志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建筑脱离英国影响而呈多元化发展格局，老汇丰及怡和大厦曾领导潮流；八十年代起伴随经济起飞，商业建筑具有国际水准，新汇丰、新中银、长实大厦、国金中心、交易广场如雨后春笋，蔚为壮观。未来香港建筑仍将领先世界现代化建筑发展前沿，同时会有更多融合中西文化的作品出现树立“摩登”商楼模式

原汇丰大厦

就本港建筑最惹人注目及影响的深远性而言，还数一九三五年落成的香港汇丰银行大厦。它把香港的建筑正式带到前面所述的芝加哥学派去。它楼高14层，摒弃了无谓的雕饰而把功能毫不保留地表现出来，切实恪守着沙利文倡议的“形式紧随功能”的原则。它的外型简朴而不流于沉闷，极具体积感。立面处理按照沙利文所说的三段式，由基座、楼身和顶层组成，厚实的窗户以竖线加以烘托，而顶层最后缩成一个金字塔形的斜顶，设计相当大胆，连当年伦敦的建筑界亦大受冲击。其内部设有当时最先进的辐射板式供暖系统、中央空调系统及快速升降机，是全东南亚第一座用钢架兴建的现代高层建筑，更是当时三藩市至东方一带的最高及最先进的大厦，树立了“摩登”商业大楼的典型发展模式。

这些现代建筑标志着香港迈向现代化，但更值得探讨的这种建筑风格的出现的背景并不同于欧美的深厚政治、文化和经济基础，当地的建筑师不光只注重建筑的商业实用性，更关心建筑与人民生活的关系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然而香港的仿效却只是活剥生吞的，只着重外型、功能及成本计算，与原来的建筑理想大相径庭。

老中银大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本港政府忙于复兴社会元气，差不多所有建筑物及公共设施都需要重建和修补。这时有一批曾留学海外的中国建筑师在港发展，如范文照、徐敬直、郑观宣、朱彬、陆谦受和李杨安，他们建造了许多商厦、工厂大厦和住宅，可惜并未留下影响深远的建筑理论，以致后人要整理其作品也面临困难，形成本港建筑史上的一段空白。陆谦受设计，一九五○年建成的中国银行大厦很有特色，无论造型或风格上都与一九三五年的汇丰银行相似，但外墙装饰则多用中国传统图案，门口的一对石狮子与汇丰银行的一对铜狮子更相映成趣，各领风骚。

港大建筑系成立 香港大学在一九五○年成立了建筑系，标志着培养本地建筑人才之始。当时的系主任哥顿·布朗教授（Gordon Brown）引入了英国摩登学派的建筑风格，带有北欧田园色彩及以实用空间为主；他又提倡用本地材料，颇合香港战后的实际需要。实例有港、九两所华仁书院，其主要材料便是本地经济的天然麻石和混凝土，设计上毫不掩饰其功能性，并考虑到对亚热带气候的适应，对香港后来的建筑设计有深远的影响。

唐楼

战后的住宅建筑方面，除了胡乱搭盖的路边棚屋和山坡木屋外，大部分港人住的都是旧式唐楼，也就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或以前所建的一些3至4层高的公寓式楼宇。这些唐楼面积狭小，构造简陋，只有建筑物的前部或后部才稍有通风和照明，每层一般设一个厕所和一个厨房，都是住户公用的。这些唐楼当时往往住上三数十人，其挤迫及卫生程度可以想象。到太平洋战争以后才有所谓新唐楼出现，这些楼宇每幢的建筑总面积约为旧式唐楼的4倍以上，但每层的每个单位面积还是跟从前差不多，不过已改用钢筋混凝土兴建，窗框也用钢铁取代木条。根据一九五五年生效的建筑条例规定，每住客平均应占3.2平方米，每8人便必须至少一个厕所、一个附带水槽及供水设施的厨房；但是住客为了应付昂贵的租金，往往把住房又分隔成多个小间隔再分租予他人，使光线、通风及活动面积的情况又恶劣起来。当时的法例还规定不足10层的楼宇不一定要装电梯，所以许多新唐楼都是8至9层的建筑。

第一、二型公屋

一九五三年石硖尾寮屋区大火后，政府开始直接介入平民的房屋事务，以最经济的方式在灾区建徙置楼宇，这便是公共屋村的雏型，其后的大坑东仍是这样的设计。这些楼宇以最粗糙的材料在最短的时间内建成，每幢高6至7层，单位面积从9.6平方米至29.4平方米，平均每人只有2.2平方米（8岁以下小童减半计算）。其设备极尽简陋，没有电力供应，也没有电梯。浴室、厕所以至自来水喉都是公用的，走廊既是信道，也是煮炊食物和晒晾衣物的地方。楼宇的底层用作商铺、工场，而天台则成为临时幼儿园、小学等。这种第一、二型公屋的治安及卫生情况都令人难以接受。此后，本港续有各类型公屋的兴建，在设备及居住面积方面逐步改善，而且向高空发展，但离不开紧扣成本、重复单一模式而大量生产的原则。反观本港大量生产的公屋，虽然在空间及设备上渐有改善，但只针对社会的实用需要而未有考虑美观、舒适、文化及现代生活精神等要素。即使到了一九八○年代，公屋的造型设计及整体屋设施确实提高了水平，但仍未称得上包含人文精神，在建筑思想方面未见杰出成就。今天第一、二型公屋绝大部分已拆掉，少量仍保存的亦已改建成符合现代公屋要求的住宅。

北角邨较佳

战后较理想的中下阶层租住屋邨，可见于一九五八年的渣华街北角邨。它的外表平凡却简单而实用，其简洁明确的表现功能的设计，在在体现了现代建筑的基本精神，每个单位都有厨房、浴厕、房、厅及阳台等，邨内又有公共汽车站、商店、公园、邮政局、学校等各项设施。这里还有一建筑特色，就是每住户单位入门处造有混凝土的门槛，除了方便公共走廊的清洗外，更是保存中国传统的跨门方式，可说是本地文化的认同。

私人楼宇

在私人楼宇方面，一九五五年修改的建筑物条例放宽高度限制，出现了许多20层高的商住楼宇，市区面貌因私人楼宇发展而有很大改变，如九龙弥敦道便很明显。其中不乏投机取巧的差劲例子，如佐敦渡船街文景楼、文蔚楼等，在符合条例限制内把大厦之间本应有的容积亦建成居所，形成一长排的楼宇，俨然一座城墙。同时，由于缺乏足够的有资格建筑师，政府修改条例，使测量师、工程师也可成为“授权人士”进行楼宇设计及建造工程，致使当年出现一大批设计较差的大厦。

真正现代建筑兴起
大会堂

一九六一年启用的大会堂是香港真正具代表性的现代建筑。它最初由港大建筑系系主任哥顿·布朗设计，后来转由任职政府的费雅伦及菲腊设计。新大厦包括音乐厅、剧院、展览厅、图书馆、酒楼等设施，布局分高座、低座、纪念花园和回廊等，采用典型的英国“摩登主义”风格。各部分以不同的功能加以区分，将图书馆和办公室集中在高座，而音乐厅、剧院则分散排布于低座，中间相隔有几何图形的花园。高座外形有包浩斯设计风格，露出结构部分，以玻璃为外墙构件。而低座的圆柱廊则有科布西埃的风格；符合他的“底层架空”和“横向条窗”等设计原则，主要颜色采用白色粉墙、黑色窗框和灰色铺地为主调。大会堂按功能设计，分区明确，结构清晰，至今仍未感过时，而它重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亦象征着本地文化重新确立，在香港建筑史中非常重要。

怡和大厦

踏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至八十年代，香港的建筑特别是商业建筑比较丰富多彩，其中一九七四年落成的康乐大厦（一九八八年改称怡和大厦）率先揭开了香港建筑的一个新局面。康乐大厦楼高52层，为当时全东南亚最高的建筑，其土地的价值也是当时全世界最高的，拍卖成交价平均为每平方呎4,867港元。结构上其顶层有特别的抗风强度设计，而且并非传统的核心筒设计，而是采用穿孔混凝土剪力外墙 、服务核心和肋条楼面系统的结构。设备方面有24部载客电梯，其速度达每分钟l,400呎，另每层还有2个服务电梯与消防电梯等，单是这个升降机系统的造价已是当时全亚洲最高。外形方面是典型的现代建筑形式，整体分为顶部、屋身和基部等三部分，条理分明，充分表现一个多世纪前高层建筑师沙利文所提倡的建筑特色。

商业大厦成代表建筑物

随着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经济起飞，大型的工商业楼宇需求增加，大型承建商以及外资的建筑集团亦纷纷出现，及至八十年代香港成为国际金融贸易中心，商业大厦更成为代表性建筑物。许多发展商不惜花钜资请来国际著名建筑师作设计，这种情况早在五十、六十年代已有，到一九七○及八○年代有美国S.O.M设计的尖沙咀新世界中心、贝聿铭设计的铜锣湾新宁大厦和新中国银行大厦、端布设计的大潭的美国会所，澳洲施得拿设计的香港会所，英国福斯特设计的汇丰银行总行新厦和新机场客运大楼。此外，也有外籍建筑师在本港执业的例子。如一九八五年中环置地广场、交易广场便是本港巴马丹拿建筑事务所的瑞士籍建筑师李武华的作品。这些豪华商厦可说是垄断资本的大集团的权势象征，虽然透过它们带来国际水准的建筑设计，但我们亦难以要求每个外国建筑师都能发掘及表现本土的文化特质，以致大部分林立于港九的商业建筑都成为了包装美观的舶来商品而已。

这些本地陆标有高水平的设计，堪称本地及邻近地区建筑的范例，并因此提升了香港建筑在国际间的地位，但代价是牺牲了本地专业人士在大型建筑项目上的实践机会，使他们无缘担当自己家乡的大型创作，只能退到二线或以下的位置。建筑师对本地深层文化缺乏认知，往往因减轻成本而没有较深入地去研究设计方案，以至盲目借用外国的建筑外型。

艺术中心是成功范例

环顾本地建筑，别具创意及涵盖本土文化精神的成功例子似乎就只有香港艺术中心、望东湾与白沙澳的青年旅舍了。有人指后二者属后现代风格，其实不过是建筑师注意到地方特色及取材于中国传统民间建筑而已，可称之为新乡土建筑。

玻璃幕墙并不适宜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的商业大厦有一普遍现象，就是钢材和玻璃幕墙的使用，这又是香港盲目跟随外国建筑潮流的另一例子。其实大面积的玻璃幕墙对阳光的反射及造成室外气温的增加，而往往亦不能阻止阳光直射内部，以致必须使用空调系统，消耗更多的能源以降温，对于气候炎热的香港并不适宜；此外，香港的建筑物稠密，大幅的玻璃幕墙换来的往往只是邻近高楼大厦的画面而已。幸好，从一九九五年起，本港即实施管制建筑物能源效益的新条例，改善不适当使用玻璃幕墙引起能源损耗的情况。

汇丰银行总行新厦、中国银行新厦创新猷

一九八六新建香港汇丰银行总行新厦可说是高技术建筑的典范，和它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前身一样，走在时代的尖端，成为世界注目的现代建筑。它的整个结构由8个竖向的组合柱和5组斜面悬吊结构组成，每组悬吊的层数由8个结构层递减至4个，中间是2层高的斜面结构本身，既是电梯的分区停靠层，也是火灾时的避难所；整座大厦露出的构件和玻璃幕墙的组合，理论上都可拆卸、搬移、再装嵌，计算机控制的太阳反射装置，把阳光接收并反射到内部中庭，成为很好的天然照明，凡此都是现代高科技的成功运用。

一九八九年落成的新中国银行大厦亦不遑多让，楼高70层，采用一种类似桥梁的新结构兴建，整个建筑依靠底部四角四条12层高的巨型钢柱支撑，内部都有一系列外包混凝土的钢杆斜撑，室内完全不用立柱，既给外观带来独特面貌，又增加内部使用空间，有效地加强结构承载力及抗风力，并且比传统方法节约了钢材达四成，构思非常独到。据设计师贝聿铭称，其外形设计取竹树节节上升之意，带有中国文化的吉祥涵意。

置地广场“室内绿洲”

综观香港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至今的商业建筑，发展商除了考虑最大限度地使用土地外，亦注意到外部空间的功能，每每在大厦前留出空地建花圃或喷水池等，稍为缓和了紧张的城市空间，这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市民得到较好的城市景观，大厦本身的形象也得以提高。一九八二年落成的置地广场突破了室内空间的安排而提出商业建筑的另一种模式。置地广场的内部采用中庭（atrium）的概念，把原有的四层商业面积掏空而成一个偌大空间，内庭设置喷水池及盆栽等，配合屋顶的玻璃天窗把自然光线引入室内，形成商业闹市中的一个“室内绿洲”。这种崭新手法引起后来者的效尤，今天已成为大型购物商场的普遍模式。

本港的建筑发展，以菜单现为胜，特别反映在商业楼宇和酒店的设计上。本港建筑师为迎合国际大财团的要求，经常设计建造楼面面积偌大、用料上乘、设施先进、施工品质及管理优良的大型项目，其水平在亚洲区而言，只有日本和新加坡可以并称，美中不足的就是本地社会文化特色的欠缺。

文化建筑相对缺乏

本港在文化建设方面，与前述商业建筑及住宅建筑发展蓬勃的情况比较，为滞后，自一九六一年的大会堂以后，一直要等到一九七八年的香港艺术中心才算再有另一纯粹文化性质的重点建筑。此后较大型的文化建设，则有一九八○年代的香港体育馆、科学馆、太空馆、香港文化中心（包括演艺大楼、香港艺术馆）、香港演艺学院等，各自拥有独特的外形及各种先进设备。

体育馆为世界第二例

一九八三年建造的的香港体育馆采用了“从上而下”的施工工艺，将屋盖的大跨度间架结构在近地面装配，然后在场馆的4个角位，分别架设一部临时钢架支柱，为顶盖的临时支撑，待空间构架完全嵌造完毕后，利用油压起重机，将顶盖升至23米高，然后搁置在临时钢架支柱上。当场馆的建筑工程完成后，才拆除该四支临时支柱，这种工艺是继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一个体育馆之后的全世界第二个实例。

未来会有更多融合中西文化作品出现

在“借来的时间”和“借来的地方”的历史现实下，香港社会一直存在一种无根的、短视的意识形态，人们对外来文化总是缺乏深刻思辨，对自身的定位亦欠缺自省，对未来亦无甚抱负，反映在城市面貌上或建筑文化上都是一片功利的、没有灵魂的景象。在回归祖国后，香港社会各方面都在重新定位，人们对此地的归属感及责任感相信能逐步提高，进而有落地生根及致力建设家园的想法，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撷取精华，注意本港地方特色及融合外国的建筑理论和技术，创造本港未来城市建筑发展的有利条件。未来香港建筑仍将领先世界现代化建筑发展前沿，同时会有更多融合中西文化、具有香港特色的作品出现。

香港的标志性建筑是什么?

香港中银大厦位于花园道一号，地处中区经济和金融核心地带。一九八五年四月开始动工，建筑期达4年零4个月；一九八九年八月启用；一九九○年五月大厦正式开幕。大厦楼高70层，另地库停车场4层；楼高315米，加顶上两杆的高度(约50多米)共有367.4米。中银大厦于一九八九年建成时是香港最高的建筑物，也是世界第五高建筑物，现在仍是香港最高的建筑物之一。

中银大厦是世界著名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先生的匠心杰作。其设计灵感源自竹子的“节节高升”，象徵著力量、生机、茁壮和锐意进取的精神，也寓意中国银行(香港)未来继续蓬勃发展。其建筑特点是将中国的传统建筑意念和现代的先进建筑科技结合起来，大厦由四个不同高度结晶体般的三角柱身组成，呈多面棱形，好比璀璨生辉的水晶体，在阳光照射下呈现出不同色彩。这座由玻璃幕墙与铝合金构成的立体几何图形建筑物，巍然矗立在港岛中区，雄视维多利亚港。

中银大厦屡获香港和国际建筑设计大奖的殊荣，包括：2002年香港建筑环境评估“优秀”评级奖项、1999年香港建筑师学会香港十大最佳建筑、1992年大理石建筑奖(Marble Architectural Award)、1991年AIA Reynolds Memorial Award、1989年杰出工程大奖(Award for Engineering Excellence, ACEC)、1989年杰出工程奖状(Certificate of Engineering Excellence, NYACE)等。设计师贝聿铭先生也于二○○三年十月十日获得美国颁授终身设计成就大奖。

香港历史建筑名单引发文物保护与业主利益之争



　　一月八日，港府为回应社会对文物建筑保护的诉求，首次公布了三个级别历史建筑物清单，总数共四百九十六项，四成为私人物业、六成为政府、华人庙宇委员会、市区重建局等持有。

　　对于这样一份原本政府内部参考“历史建筑物”名单的公布，今日香港各界发出不同的反应：

　　有市民表示，得知身处历史建筑物中，感到自豪；也有居住在较为局促的历史建筑物中的市民，表示宁愿拆历史唐楼获安置公屋；一些私人物业，则陷入“限制清拆损失”与“文物升值收益”两方面都不确定的境地中。

　　有业界人士忧虑，政府公开私人建筑评级，反会加快业权人“斗快清拆”；故此呼吁尽快讨论配套的补偿方式。

　　如，被评为一级历史建筑的中环毕打行，是中环早期的商业大厦。据测量师估计，现时毕打行约市值八至九亿元，假若清拆重建，新楼宇价值更可以高达十八亿元。其被公布为历史建筑物后，因业主不能清拆该物业，账面损失或近十亿元。

　　据《星岛日报》报道，毕打行业主霍震寰表示，曾考虑重建毕打行，但未有时间表，并表示即使重建会尽力保留原有外观。他希望，假如政府限制文物发展，能以转移地积比率的方式作为补偿。

　　如何在民间呼吁良久的“保留集体记忆”被列为政府保护文物建筑的考量标准之时，廓清这个概念的真正内涵？此间媒体人，今日撰写了大量的社评讨论。

　　其中，《信报》社评即以《文物保护论虚实，保护文物说利益》为题。文章表示：保护文物建筑离不开文化传承，保留古文物和古建筑，主要是为了保存本国/本地或本社区的身份认同，特别是在全球化浪潮下，普及文化无远弗届，有“铲平”各国本土文化之势，保护本身的文物建筑，因此愈来愈受到各国政府重视。

　　文章同时表示：事实上，文物保护必须要动用公币，市民有权知道要保护的是什么？到底要动用多少公币？以及保护文物建筑要达到什幺政策目标。

　　“保护文物建筑等于保护香港的历史，必然得到广泛的认同。但是，抽象的认同跟制定政策不一样，前者看中价值理念，但后者必定涉及公币和利益，到底港人愿意付出多少代价去保留古迹文物，这并非单凭诉诸‘集体回忆’，就可以得到答案的。”

　　故此，今日此间大量文章，谈及新一届“古物委员会”的专业性，希望政府在文物建筑保护的诉求声中，匆匆公布了这份“历史建筑物名单”之后，尽快制定出厘定“集体记忆”的客观标准。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