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亲王府：用做办公场所


从德胜门内大街南口向北，驱车大约5分钟。路东能看到定阜街胡同的牌子。定阜街胡同与德胜门内大街的交接处，有一圈高大的灰色砖墙。这圈院墙里就是当年清朝庆亲王弈突的府邱。庆亲王府现在是解放军的办公场所，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


清朝王府的屋顶只用绿色。


恒亲王府：仅存凡间偏房

恒亲王府处在二环路朝阳门段西侧。这座院子东西两侧高大的灰砖院墙基本保存完好，院子中私建房都已经拆除。现存王府旧房间为明末清初建筑，都被搭上了脚手架。恒亲王府现存建筑的地基部仍然完好。王府现存建筑被高楼包围。北面仅一墙之隔是一个居民小区；东面是几栋正在建设的高档写字楼；东南面是正在施工中的新闻出版信息中心大厦；南面是名雅会馆；西面王府原来的建筑早已被拆除。恒亲王允祺是康熙第五子，故恒亲王府也称五爷府。

孚郡王府：沦为大杂院

孚郡王府又叫“九王府”，位于朝阳门北小街附近，门口有一对特大号的石狮。

孚郡王府的建筑规模很大。其主体建筑精美且保存较好，但至今仍被多家单位占用。王府院门的柱子因为年久失修已经腐朽，外面的红漆剥落。露出里面的朽木。王府院内中路是“中国科学文化音像出版社”，“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等单位,西路是民宅。西院墙还被改建成一家餐厅,生意不错。孚邵王府最初是怡亲王的新府，最后一任亲王是康熙十三子后代载垣。道光皇帝幼子弈穗于道光三十年(1850)封为孚邵王，同治三年(1864)迁出皇宫居住于此称孚郡王府。建国前曾为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校舍，为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

中国会将当年流失的王府物品尽量寻回，原汁原味的保留了其古朴的风貌。

郑亲王府：被众楼吞掉的王府

郑亲王府位于西单大木仓胡同35号，正门虽然朱漆有所剥落，但仍能彰显出深宅大院的气派，迎门的建筑是王府正殿，正殿与大门之间摆放着刻有“中国华育发展总公司”字样的石刻。王府里都是现代化的办公大楼，除了正门与正门所见的“和乐堂”的正殿与后院“逸仙堂”，王府里的建筑所剩无几了。郑亲王府是清代开国元勋济尔哈朗的封邸。济尔哈朗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三弟舒尔哈齐之子，顺冶九年(1652)加封叔和硕郑亲王，是清初著名的“八大铁帽子王”之一。郑亲王府今为国家教育部所在地，为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


坐落在静谧的西单绒线胡同内的中国会，是康熙24子王府，也是四川饭店的旧址。


循郡王府：被劈成两半

安定门内大街的方家胡同深处，循郡王府己经被割裂为13号和15号两个门牌号。13号院内原来是府学小学的校办工厂，1998年校办工厂搬出，房子都进行了翻修，然后作为东城区老干部活动中心使用。15号院现在是外文部的宿舍。
循郡王名永璋，是乾隆皇帝第三子，死后追封循郡王爵。循郡王府按贝勒府的级别修建，现为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

定亲王：无人再识的王府

据资料显示，定亲王府应位于西四南大街缸瓦市的砂锅居饭庄一带，但已无迹可寻。

坐落在静谧的西单绒线胡同内的中国会，是康熙24子王府，也是四川饭店的旧址。

顺承郡王府：不伦不类

史书记载为礼亲王代善孙子勒克德浑的王府，以前的位置在政协礼堂处，是唯一一一座异地复建的王府，现在的位置是朝阳公园东，为一高级会所。据专家介绍，复建时在门前加了牌楼，王府后加了一个花园，已经失去了王府原来的特色。

僧王府：蒙古王府

位于东城区炒豆胡同，是清代保存比较完整的蒙古王府。为元太祖弟弟哈布国哈萨尔第二十六代孙僧格林沁，蒙古最有名王爷的王府。民国时期被清史专家朱家晋买下，解放后捐给国家。现为几个机关部门的宿舍。

和敬公主府

在今平安大街。它是乾隆第三个女儿和敬公工嫁给蒙古科尔沁部复国公色步腾巴勒珠尔后共同居住的府邯。1923年，该王府以15万现大洋卖给了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上世纪50年代，此处为国际友人车库，现为中央机关招待所。

英亲王府：只剩几块无名石礅


现位于东华门大街路北，现为北京第27中学所在地。英亲王始王阿济格为清太祖第十二子。

金默玉


金默玉出生的时候，父亲肃亲王善已经在东北流亡6年了，他给这个最小的格格起名叫显崎——一块宝玉。


19岁生日时的金墨玉。

金默玉没有赶上肃王府的鼎盛年代。那时候北京有一句话：“恭王府的房子，豫王府的墙，肃王府的银子用斗量。”传说当年由于银于太多，每年肃王府都要晒银子，怕银子发霉。肃王悠闲地坐在屋子里喝茶，对管家说：“去，查查，银子少没少。”管家出去点点，回报说：“没少。”肃王点点头：“再晒。”第二天，肃王又对管家说:“去，查查银子少没少。”管家又出去点点，回报：“没少。”肃王再点点头：“再晒。”如是几番，管家领悟过来，带着几个管事的，一人撮了一簸箕银子带回家去，回头禀报：“银子少了。”肃王点点头：“那收起来吧。”那应该是八国联军进北京之前的事情了。那一年，出逃的善奉命回京与各国军队谈判，回到东交民巷那所200年传下来的肃王府时，他被通知:这里已经是日本使馆了。就这佯，肃王府从东交民巷搬到了东四十四条。


父亲去世的时候，金默玉刚4岁。肃王的风光大葬，一直到金默玉成年，依然被旅顺人津津乐道，那是一个王爷的葬礼:灵枢的颜色是鲜红的，棺木是坚硬的金丝楠木；从肃王即位的耶一年开始，这灵枢就早早地预备下了，每年上漆一次。送葬的队伍很长，按照规定，抬灵枢的人要64人，加上路上换班的那套人马，一共128人。队列的最前面是如海的“金山”、“银山”、“马”、“车”；为了赶制这些供品，旅顺所有纸店里的存货都被抢购一空。送葬的亲友多达数百，由于队伍过长，从旅顺家中赶到火车站整整用了一天时间。灵枢用火车经奉天、山海关到达北京，袁世凯亲自在车站迎接。送灵的时候，撒的纸钱多得把路面都埋住了，街上挤满了拣纸钱的穷人。
19岁生日时的金墨玉。

不论历史上对这位末代肃亲王有什么评价，金默玉始终认为，父亲是开明的。整个童年，金默玉都在旅顺的宅邪里度过。在那所宅第里，姐姐们关起门来，梳了两把头，把手举到和发髻持平，练习前清的礼仪，一练就要练半天——没有了皇上和太后，祖宗的牌位还在，逢年过节，一定要拜祭；同族的亲戚也还在，请安的时候，失了礼节，就成了大笑话。说起些清宫戏，金默玉觉得可笑：“动不动就‘喳’、‘喳’，你 ‘扎’谁呢?”那字念‘者’

在肃王家里，吃饭是件大事。像在电影里看到的那样，哥哥们围坐在一张大桌子旁边，身后站着伺候的仆人。吃饺子时候，仆人们会端出一个大盘子，依次递过去一人一次只准夹一个，夹多了便失了身份。女孩子们更不能表示出狼吞虎咽的洋子，尤其是在宴会上。

在宴会上，金默五和姐姐们甚至不会去夹远处的菜。那种不雅观的事情通常由奶妈代劳，奶妈们会递给她们一个小盘子，一样菜夹一点在里面。这当然会吃不饱，但是不能流露出来，她们要坚持到回家去，由奶妈再给她们开小灶。

金默玉算是个小小的叛逆者。王府的规矩，每个格格都有一个奶妈和一个“看妈妈”。格格出门，总会有一个奶妈或者看妈妈看着。金默玉去上学，奶妈也跟着她去；她觉得别扭，坚持不要奶妈。和她大多数哥哥姐姐一样，13岁到19岁，金默玉是在日本的贵族学校里度过的。19岁，她对本来有了自己的打算，她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四处采访的女记者，或者歌唱演员。王府里的长辈们被她的想法吓坏了:一个王府格格，怎么能出去抛头露面做职业妇女呢?

十七格格显示出了和父亲一样的固执。1937年，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她被迫中断了在日本的学业回到北京。这是她第一次在北京长住。

直到88岁，金默玉还要抱怨这种生活“让人室息”:“哪受得了啊，一天到晚什么事都没有，憋坏了，王府井一天能去好几趟。”她终于瞒着家人找到了职业:一家日本人开的钟纺公司请她去当顾问，薪水很高，又不用坐班:“有一天我到公司去，看见大家从楼梯上下来。我想大家是去打防疫计，那时候经常会打各种防疫针。我就和他们打招呼:你们是打针去么?他们都笑:金小姐，现在5点钟了，我们下班了。”在那时候的照片上，她像一个真正的职业妇女一佯，烫着时髦的卷发，眉毛描得细细的，穿着碎花旗袍。微微有些胖，一副心满意足的大小姐样子。还有一张照片，是19岁生日那天拍的，穿着旗袍，却剪了一个短短的男式头发。她说，把头发剪成这样完全是为了玩起来方便。那时她喜欢骑马和打网球，都是当时最时髦的运动。

那应该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现在想起来，她脸上的笑容还久久不去:薪水还没发下来「就被她预支光了:亲戚朋友们上公司来买东西，一律挂她账；女同事们下班了，她请她们去吃西餐。到了月底一算，她反而欠公司的钱。那时，她根本不知道，有一天，她要靠给海军士兵打毛衣来维持一家9口的生计；有一天，她一个月只能拿到十九块五角钱，吃一碗面，都要在心里飞快计算。

1958年2月，金默玉入狱。她的房东，一位前清举人的女儿检举了她，她的入狱让她的丈夫、画家马万里濒临崩溃。他们是在1954年，由于一位画社老板的牵线相识并结婚的。这是金默玉的第一次婚姻，大喜那大，旗袍是借来的，请帖是马万里亲自用毛笔写的。金默玉说，那一天，看着大红的喜帖，她忽然有了感慨：“我怎么这么就把自己嫁出去了？如果没有革命，她或许已经像她的姐姐们一样，嫁给了某位蒙古王爷。她们是满蒙联姻的重要工具。但是金默玉不想像姐姐们一样。在北京的时候，她拒绝了家里人提亲。

那时候，她觉得:“男人们都太不成器。” 善盲把他的儿子们都送到了国外，他们读的是国外最好的军事院校。在金默玉看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军事院校里只学到了一身大爷脾气，有几位哥哥还抽上了大烟。东四十四条的房产、旅顺的房产、大连的房产一点一点都变卖了。他们把卖房子的事情托给川岛芳子的养父川岛浪速，这个日本人却私吞了一半财产，到1949年哥哥们去了香港，留给金默玉的全部财产就只有100块钱。

金默玉是马万里的精神支柱，遇到她的时候，马万里流落北京，觉得国画没有前途，一意自杀。金默玉让他有了作画的地方，也有了一个家。1966年，为了不连累马万里，金默玉申请离婚，她要面对的，是一个人度过15年的刑期。

1974年，一位讲北方话的上海人给在农场服刑、手掌流血的金默玉带来了一把自制的，一把铁锹和一本日语板的《人民中国》，也给她带来了第二次婚姻。金默玉答应了他的求婚，因为她希望能在农场里得到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她厌恶身边的那些女劳改犯，她们中有人曾是舞女，每天早上起来要喝几大杯酒，用别人听不懂的话喃喃咒骂，有人用红纸把嘴染的通红，游手好闲。

这场婚姻，一半是仗义，一半是无奈。为了养活包括大哥的四个孩子、二哥的两个孩子、老保姆和她的女儿在内的一家9口，昔日的十七格格开过洗衣坊，用上好的肥皂，一个月下来，买肥皂的钱比挣得还多。给海军士兵织过毛衣，用的是在日本贵族女子学校里学来的技巧和款式，三天织一件，终于能挣出一家人的买菜钱。织毛衣剩下的线，舍不得丢，攒起来，攒了一年，给小侄子织了一件毛衣，欢喜得逢人便说:“我赚了一件毛衣。”赊账成了每天的必修课。胡同口杂货铺的老太太，看到她走进来就追着问:“钱什么时候给啊。”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她办起了四川饭馆，饭馆就开在院子里，北京当时有40万四川人，这家四川饭馆一下子火了起来。但没想到，合办饭馆的那个南京老头，盯上了单身的她，一天到晚缠着她。只有结婚，才能让她摆脱这个老头的纠缠。

如果1949年，她和哥哥们一起走了，就不会有后来的这些事，但是她不后悔。她说，在日本读书的时候，她有一个家庭教师叫加藤。加藤告诉她，高尚不是别人笑的时候你不笑，高尚是一种品德。高尚的人，一年中必须找一天闭门思过，想想有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人的事情。你认为正确的，就坚持到底，不要管别人怎么想。金默玉说，她这一生做过的最正确的事有两件，一件是没有去香港，一件是在监狱中没有陷害过任何一个好人。

1976年，跟丈夫回上海探亲的时候，金默玉病倒了。X光片上显示，她的脊惟有9节都坏了，病历上写了“脊惟骨质增生、骨髓炎、腰肌劳损”等一系列病症。

农场给她办了病退，每月工资随之只剩下719元2角，连吸烟的饯邵不够。在监狱里，腰疼得受不了、或是累得支撑不住的时候，她就吸烟，到后来，一天能吸一包。何况，还要给丈夫在上海的母亲寄钱。生平第一次金默玉想到了求人。

按照她的性子，她是死也不求人的。50年代在北京，代代跟在她家的保姆白妈拉着她掉眼泪:“格格，您这是从天上摔到地下了。”金默玉大笑:“这不是还没摔死么!”60年代在监狱，腰疼得拿不起放在地上的铺盖，就用脚去移；没有了梳子，就用牙刷把头一点一点地刷过去；衣服破得没有替换的，就用碎布在上面缝出小花来；无论处境如何，外表一定要整整齐齐的。90年代在美国探亲，一位侄孙女苦苦请求这位姑奶奶住到自己家里去，她就是不去。“我不愿意麻烦他们。”"

但是在1979年，她写了生平第一封求人的信，收信人是邓小平。
在信里，金默玉不是要求平反而是要求一份工作，她还记得信里的内容:“我如今己经干不了体力劳动了，但是还干得了脑力劳动，请给我工作。”信回得很快，告别北京生活40年后，金默玉终于可以成为北京街头市民中最普通的一分子。她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孩子，在一个女人最好的繁花似锦的年华，她一个人在监狱里做猫头、做鞋、做玩具干得比其他任何一个人都虔诚。

好在，这十几年，没有让她毫无收获。在监狱的时候，她帮助别的犯人写材料，听到许多她从前想象不到的故事:一个妈妈为了保住祖传的房产，失手把儿子打死了；一个无辜的女学生被定成杀人犯。她想，如果大家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人对人的理解就不会这么简单和浅薄。从那时起，她一直想办一所学校。金默玉的学校，如今就在廊坊。

为了这所学校，她在日本和北京之间奔波7年，动用了同学、朋友、亲戚等一切关系，四处演讲，终于筹足了办这所学校的经费。正是在这所学校的基础上，建起了廊坊东方大学城。在晚年，她终于在廊坊有了一套完全用自已挣来的钱买下的房子。邻居们都知道这是个了不得的老太太，但足金默玉却经常自责:“我这一生，到底干了点什么呢？”

她已经很少回北京，和同族之间也都不太来往。不久前，她刚见了润麒，他是婉容的弟弟。润麒己经是90岁的老人，他告诉金默玉，有一个在美国的侄孙女想和她联系。他说:“你给她写封信吧。”金默玉觉得非常好笑，“她是我孙女，要写也是她先给我写啊。”在她看来，润麒变化真大。她说，润麒年轻的时候，书房桌子上常放把手枪，不高兴了就冲着屋顶开枪，屋顶上被打出好几个洞。“我们都老了……”她叹了口气。

末代国舅：郭布罗•润麒


婉容对润麒的许多教育令他难忘。“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在宫里吃西餐，我发现太监在给每个人上菜的时候都是放在左边，惟独把我的放在右边。我心里感到很不舒服，就对太监说：’应该在左边上！’太监听到后马上就换了个位置。这时姐姐提示我说：’您就凑合着点儿吧。’她觉得我这个弟弟太挑剔了，这点小事不应该为难太监。”




“那时，在宫里最忌讳说’打’字。因宫里有规矩，只要说一声打，马上就会有人拿来板子和家什准备打太监和宫女。一次，我到姐姐那儿玩，指着躬身旁边的太监，跟姐姐逗着玩儿说：’你说打他。’姐姐一反常态，当时就冲我瞪眼睛：’不是跟你说过吗？不许说这个字，这是忌讳！’姐姐经常通过这些小事来教育我，让我对待下人要有礼貌，要尊重他们。”

“姐姐可能是最不幸的一位皇后。面对着宫廷中数不清的清规戒律，她不敢越过雷池一步；整日里只能和琴棋书画为伴。她甚至连民间一个普通女人应当享有的自由和正常家庭生活的权利都没有。”

润麒说，自从电影《末代皇帝》上映之后，描写溥仪及其家人的影视作品相继出现，其中很多重要情节均涉及到末代皇后婉容；而大部分作品和媒体的报道，却将婉容描写成一个吸毒成瘾，任意放纵撒泼的人。这些报道对姐姐人格上的污辱不断升级，姐姐的形象已经面目全非。“试问，你把婉容塑造成一个反面的典型人物，能拿出什么依据和证明？”润麒难以抑制心里的愤懑。

尽管贵为皇亲国戚，润麒其实没有享受过多少荣华富贵。他回忆说，年少在日本读书时，条件就非常艰苦。经常吃不饱不算，脚上穿的皮鞋看起来很漂亮，实际上底子是纸做的，穿几天就有窟窿。在日本念书期间，学校饭菜特别不好，婉容得知后立刻给他寄了一大箱巧克力。

1959年，润麒被安排到街道的玻璃厂工作，成为梦寐以求的工人。可是很快就换了单位。原来，厂里清一色是女工，由于车间很热，大家都光着上身干活。润麒的到来让所有人都感到不自在，没办法他只得离开。之后，他又来到汽车修配厂担任钳工。润麒因为干活卖力又虚心好学，很快就成为一名熟练的钳工。

由于身份的特殊，年近五十的润麒始终是一名学徒工。在一次宴请溥仪家族成员时，周总理偶然了解到了这个情况，在他的关怀与安排下，润麒进入北京编译社从事德文和日文的翻译工作。

1994年，82岁的润麒退休后，在家里开办起了中医诊所。他独辟蹊径，将中医里的针灸、拔火罐与西医的植物神经学相结合，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

润麒说，他在六七岁的时候便血非常严重，身体虚弱得连脖子都支撑不住脑袋。母亲信奉西医，找来各国的大夫诊断，结果吃了半年多的西药也不起作用。后来，母亲回家照看生病的外祖父，家里人就给他请了一位中医，只服一剂药病就好了。从此，润麒就树立了行医的理想。与溥杰留学日本时，润麒就用业余时间学习针灸，阅读了大量中西医书籍。

下放的时候，润麒凭借手头仅有的一本《农村医生手册》和几个火罐，医治好了不少人的病痛。在不断的摸索中，他将经络神经学和针灸结合在一起，独创了郭式治疗法，对治疗高血压、牛皮癣和妇科病有独特的效果。

润麒的诊所吸引了很多疑难病症的患者登门求助，不少病人不知道他的身份，把他当成了一位退休的老中医。润麒说，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将郭式疗法流传下去。

前排起：左一溥仪五妹、左二溥仁、左三润麒、左四溥仪四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