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过台湾的朋友可能都会有这种感觉——台湾城市为什么会这么旧呢？难道是台湾经济不好？还是台湾的城市建设有什么我们不了解的规则呢？

        其实主要有这么三个原因，赶紧一起看看吧！

台湾城市化的过程

        总的来说，世界城市的发展主要还是依靠两种力量，一种是自行发展，依靠市场的力量自发选择，比如国际金融中心纽约；另外一种是政府主导，进行政策及资金上的扶持，比如新加坡。当然，更多的时候，是政府扶持和市场选择相互结合，而台湾正是如此。

       尽管随着台湾社会的演进，许多年轻人也纷纷到大城市发展，台北人也像上海人那样常常有种莫名的优越感；尽管罗大佑的《鹿港小镇》一句：“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唱出了许多台湾“60后”的回忆，但与大陆很多小城镇相比，台湾的小城镇的确有很多不同。

       现在，台湾的文化创意产业非常发达，也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因，年轻人均衡分布于各处，甚至毕业后很多人愿意回乡创业，台湾的乡镇也就并未像大陆的一些小城镇一样只剩下留守的老人们，相反有很多年轻人的创业工作室，而且乡间公交和便利店网络很发达，更没有大陆那么强烈的城乡二元化状况。

       另外，从城市改造来说，台湾也没有进行大拆大建的过程，即使台湾也曾和大陆一样，因为人口迁移潮产生过很多低矮乱的外来住户区。

       1976年国民住宅法立法通过，政府直接兴建住宅成为重大建设之一。但是随着80年代台湾的城市发展均衡化，这一波大城市改造潮也慢慢平缓下来。加上后来台湾本土的文物古迹保护潮到来，每个城市都划定了很多不同级别的古迹，要进行大规模大拆大建，更是不容易了。

台湾的拆迁法则

       台湾的确没有城市拆迁的专门性立法，很简单，因为核心是土地，房屋只是土地的附着物而已。所以，土地容积权也计算在房屋拆迁的补偿范围内。这样，要拆迁民众的房屋，除了地价补偿、房屋补偿和补偿安置，还要考虑将来的商业收益。同时，台湾对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规定了严格的程序要件，“程序正义”在房屋拆迁里显得非常重要。

      90年代，台湾仿效日本、美国出台了“都市计划容积移转办法”，设定了限制“一锤子买卖”的容积权，这样扩大了房屋拆迁的补偿范围，为民众和城市的未来利益提供了保护。

其次，就是严格的协商程序了。

     台湾法律规定，在城市重建、改造时，如果市政府坚持实施，在经过2/3的居民同意后，即可以强制进行；如果是居民自愿要求改造，则需经过3/4的居民同意才可以强制进行。

        台湾政府拆迁户多半采取“先建后拆”，基本上不会使用暴力。在台中有一个景点，叫彩虹眷村，就是因为一个九旬的国民党老兵，对住了几十年的眷村怀有深厚感情，不愿意看见眷村被拆迁，因此，尽管全村都搬走了，他仍然住在里面，还在全村的墙上和地上画满了五颜六色的充满时代烙印的画。这些画引起了台中大学生的注意，于是，政府曾三番五次来强行拆迁时，学生们轮流出动，保护老人和眷村。最后，眷村如愿被保留了下来，成为一个著名景点。

      那么台湾还有拆迁纠纷吗？当然有，但大多数的抗迁事件发生在公有土地上。

把“老旧”转化为“恋旧”

       台湾文创的精神之一，就是让老旧的城市焕发出年轻的活力，却没有推倒一座老屋。被台湾咖啡馆吸引的朋友，最心仪的可能不是那些崭新气派的咖啡店，而是那些从老房子改造出来，充满怀旧气息和创意精神的咖啡店。

       当然，我们在羡慕这些老屋活化的同时，也必须看到，这其实是台湾在都市更新越来越吃力，耗资巨大的情况下，努力寻找城市发展方向的尝试。

       更重要的是，在老屋新生的过程中，通过与文创力量的结合，使得老屋成为社区、本地的文创新节点，更衍生出迥然不同于一般专业化、园区化的文创魅力，让文创的能量与日常生活有了更强的连结与可能性。例如，由台北市文化局推动「老房子文化运动媒合计画」，就是透过鼓励民间企业与团体投入各处闲置老屋修复与活化使用，为都市活化找到新方向。

       在这个过程中，台北的形象逐渐转变为一个海峡两岸中最舒服、最小清新、最慢活、最有人文精神的城市，台湾人的自信重新树立起来。

       所以，台湾仍然老旧，台北的建设仍然像二三线城市，但不是大陆意义上的二三线城市，而是越来越像一个我们印象中美好的欧洲二三线城市──它们不会成为巴黎或伦敦那样的超级大都会，但是它们有自己的质量生活、产业，而且基于历史和当下人们所创造出的城市精神和特色，让城市的历史与记忆可以被保存，让新的创意与梦想可以被实践，让人们可以生活得更自由、更有尊严。